一说人大：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出“代表法”修正案，其中一条规定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其实，设立自己的工作室，对人大来说，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创新，但现在却遭遇亮红灯的可能，无法不令人扼腕。让人不明白的是，该修正案的核心精神是激励代表主动履职，试图扭转以往人大发言时出现的“哑巴代表”现象。这里，精神和规定出现了悖反，因为那些代表正是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才创意性地设立了个人工作室。回顾1992年颁行的《代表法》，其中有对人大代表这样的要求，“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是民主就要落到实处，如果不是一句空洞的表白，那些个人工作室不正是为了有效地接触民众、收纳民意吗。如果把它们取消，岂不和18年前对人大代表的要求唱反调。
请看该规定提出的理由：“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让人不解的是，既然只是代表的一个服务班子，它怎么可能向代表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因此，我建议，该规定应该在所有的人大代表面前表决。这是一个必要的程序，毕竟人大是所有政府机构中最需要讲民主的一块。
二说政协：日前广州市一位政协副主席批评一些政协委员不懂议政，这不奇怪。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们已经见识了那位倪萍倪委员。她本来就不是冲着议政去开会的，当然开会时举手、鼓掌都是她的权利。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让她议政，除了鼓掌和举手，她是否有相应的议政能力，这还得看她是否具备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公共知识。从她后来为自己辩解的话语不难看出，此人除了无知，还是无知。只是像倪氏这样的委员，不是个别，而是一种现象。这位政协副主席的言谈，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却又无以解决的老问题。
政协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之一，任何一个委员都需要相应的法政方面的知识，才能胜任其权力行使。以前曾有舆论将政协和欧美国家的参议院相比，如果它们真的可比，那么，欧美参议员们所以成为参议员，不会是因为歌星、冠军和老板，而是由选举产生的专业政治人（它不是任何一种荣誉）。这里就涉及本土政协委员的选拨机制，我不知道成为委员的门槛有多高。但至少在让其进入前，应该考量对方是否有议政的兴趣、知识和能力，并逐步将此民选化。当然，我也知道，这番话类同白说，就如同那位副主席其实也是明知而白说一样；于是，就一道白说吧。
三说维稳：广东省廉江市花钱买稳定，该市委书记这句话很雷人：“事实说明,稳定能买!”那么，稳定的价格呢？一个县级市09年的维稳经费就开销了3100多万，是过去5年投入的总和。以此类推，一个国家呢。5月份的《社会科学报》有报道：据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开支。这还只是去年的价码，今年的数字想必又已攀升。持平军费还是反超军费，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叫“天价维稳”。
该市的维稳方式之一，是创建包含340名成员的“飞虎队”。报道上有照片，那是两排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打着两面大旗，可谓浩荡。再看今年早些时重庆的报道：重庆警方今年成立一个新警种，叫“交巡警”。它由4000名警察构成，配备150辆流动警务平台昼夜巡逻，保证在市区任何一个地方出事，能够做到3分钟集结，5分钟到场。这显然不是常态的治安。我不知道，如果满街都是全副武装，是让人有安全感，还是没安全感。
这些年群体事件飙升，政府遂有维稳之说。可是那些群体冲突，大都因征地、拆迁而发生，这里有着太多的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如果我们的权力能够有效受到法的制约，本不会有那么多的府群冲突发生。真正的维稳应该从这里入手。
四说生命与数字：香港游客在国外遭劫杀，港埠不仅为难胞下半旗，还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特首曾荫权在吊唁时特地在吊唁册上逐一写下8名死难者的名字，并另加一句：“香港人永远怀念你们”。这使我想起今年四月美国发生的一次矿难，奥巴马不但专程出席遇难矿工的悼念式。致辞中还逐一地念出29名遇难者的姓名。从数字到名字，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尊重。毕竟生命不是数字，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名字。数字冷冰冰，但姓名却活生生；即使逝去，也有着他或她的音容笑貌。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维塞尔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相形之下，我们对亡故的难者还缺乏这样一种人道习惯。美国矿难发生前些日，山西王家岭煤矿也发生矿难，当时舆论也曾要求公布遇难名单。但直到最后，当地推诿以种种理由，公布出来的还是一个数字38人。真相在数字面前戛然而止，令人愤慨而又无奈。前不久，南京发生化工爆炸，事后有人建议在爆炸地点建一座纪念馆。我倒建议不妨就在原地立一座碑，把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碑上，以作纪念。
只是，我们是否能做到一个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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