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馨语 | 评论(0) | 标签:微博, 博客, 出名, 名气, 内容, 连接, 媒介学, 书籍, 注意力

我们知道，影响力与媒体化是不同的概念，尽管我们一直不加区分，尽管两者也相互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出名指的是媒体化程度，即被多少人知道，至于自己是否能够影响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就像南非世界杯中的郑大世，他哭了跑了努力了，虽然不会影响多少人，但是他确实一夜成名了。微博在全世界的串红，自然会引来许多用户的疑问，“我能否通过微博出名，如果可以，怎么做”，本文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靠观察，看是否有普通人因微博出名；二是靠分析，看微博这个工具本身是否有让人出名的能力。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两个比较有代表性，也是最大的微博平台：Twitter和新浪微博。从国外的（twitaholic.com）网站上提供的Twitter用户排行榜来看，占据前100位的几乎都是已经成名的演员，歌手，连作家学者都很少，其中能零星地穿插着Google，CNN这样的机构的微博已属不易，就连Twitter自己的Twitter也只排在第12位，完全不是Lady Gaga的对手(613万多关注者)，虽然她才有461条Tweets，而New York Times已经有超过5万条Tweets。新浪那边情况更糟糕，在以姚晨(近280万关注者)为首的新浪微博的人气热榜中，只有两个草根微博进入了前100名，其余都是名人，而这两个幸运的微博分别叫“冷笑话精选”和“经典语录”。即便是在草根热榜中，也只有“后宫优雅”(仅21万多关注者)一个像是个人微博的微博进入了前10名，并且我们对这位“后宫优雅”一无所知，这个人真的存在还是仅仅是一场微博营销闹剧，不知道。那么，即便我们按照排名100位的李静的粉丝数来规定“出名”的标准，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通过微博出名的例子。

观察的结果对我们很不利，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博客火的时候造就了一大批草根博主，为什么微博就不可以呢？原因很简单：字数。Twitter的最初创意是“通过SMS描述自己正在做什么”，它从一开始就跟手机结合，属于一种短信群发，就像我们发手机短信时有字数限制一样，Twitter将这个“短”定义为140个字母，中国的微博平台引用了这个限制，将字数限制为140个汉字。

工具都是有自己的宿命的，Twitter将自己的功能定义为描述自己正在做什么，那么后面的事都很明显了：大家最想知道谁正在干什么呢？一个普通人能否通过描述自己正在干什么而出名呢？假如可以，那我不禁要问：这个普通人要正在干什么啊？微博，微型博客，我们很容易因为它的名字而认为它是跟博客差不多的东西，尽管仅仅因为字数限制就可以让微博与博客分道扬镳。笔者一向对“名博”的含义耿耿于怀，它究竟是指“著名博客”呢，还是指“名人的博客”，应该是前者，但是现实最后还是将名博这个称呼许配给了“名人的博客”这个含义，而为了不让普通博主抗议，特别给他们的名头前面塞上一个“草根”。但是这两者在过程上是正好相反的：名人的博客通过这个人的名而让其博客出名，隐含的意思是他不必写的如何好，流水账就行；而著名博客是因博客写的好而让这个博客的主人出名。到了微博这里，道理还是一样的，本来许多名人也都是在博客上写“我今天种了瓜”，“我明天得了豆”之类的流水账，现在微博只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用来写流水账的地方。“草根们”可就苦了，本来就只能通过高质量的文章和卓越的思想出名，现在将字数限制到140个，文章肯定是写不了了。那思想呢？非洲有一个部落，当地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无法记录，也就自然没有法律。当部落成员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他们会到酋长那里阐述事情经过，然后酋长会从自己渊“博”的记忆中寻找出一条最合适当前问题的谚语，并根据这条谚语的精神解决争端。微博虽然也是博，但是博的不是字，它就跟这个非洲部落一样，没有文字，并且还是像这个非洲部落一样，微博自然使成语，谚语，格言警句，笑话这类短小精干的东西繁荣昌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浪微博草根热榜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冷笑话，语录，秘语，段子和小智慧了。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些谚语，警句中是有不少思想的。可是，就像谚语要由酋长说才管用一样，一个普通人如果对你说“你要以德报怨”，你会听吗？可能不如听姚晨说她今天吃了什么吧！

有社会学家称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一个“注意力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民众的注意力和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可这话要是说到文化里就完全不着调了，而应该是“没注意力文化”。电视里左一个右一个的节目，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联，内容上更是娱乐为主，兜售片断信息，观众把注意力和时间给了这个电视台，那么它就可以卖更多更贵的广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特别讨厌在电影和电视剧中间插播的广告，而不那么在意节目与节目之间的广告。对电视台来说前者可以保证观众的身体是自由的，即坐在电视机前等后半部分节目，这个时候广告可以被观众接收；而后者可以保证观众大脑是自由的，如果他没有离开电视机去喝水或撒尿，那么这个时候的广告可以被接受－－对电视台来说，接收和接受都重要，都不能忽视，而观众讨厌节目中插播的广告也正是因为它打断了观众的思维和逻辑。这样一来，电视台的策略就很明显了：在节目中让观众尽可能地投入(娱乐)，让节目与节目之间“驴唇不对马嘴”(打断思维逻辑)。

如果只观察文字方面，也是一样的。一本书，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小说都是逻辑严密的，都需要读者完全的注意力，一旦中断往往需要回头看几页才好接上，而每年出版的书籍不算少，可是又谁听说过哪个企业把广告做进书里？报纸和杂志的内容照比书要片断一些，但每篇文章也能自成一体，而文章与文章之间也不必有逻辑上的联系，文章与文章之间插一页广告不会太伤害阅读。后来文字上了网，新闻网站中的文章类似报纸杂志，尽管每页都有广告，但是文章还是完整的。到了博客，虽然广告可做可不做，但是文章不再是文章了，文字成了更碎的片断，成了流水账。对于普通人，把单个的文章写完整已经不容易，而要让自己几十篇，上百篇博文之间存在认知的逻辑就更难了，而那些成了名的草根博主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形势让他们无法写流水账，那是“名人”们的拿手好戏。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随着技术的发展，文字越来越支离破碎。而发展到了微博，文字就已经不再是文字了，而是写出来或者打字出来的口语。也就是说报纸上的可能算是文章，博客上的只是文没有章，而微博里既没有文也没有章，每个140都是独立的，毫无关系的，读者也不必去专心注意什么，因为这是“没注意力文化”。在“注意力经济”里广告兴盛，而在“没注意力文化里”虽然广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出路，但是被关注的名人们即便没有直接的微博收入可也能仅仅因为“关注他的人很多”的这个现实而获得好处。试想，即便是左拉，如果只让他没完没了地重复“我控诉”三个字而不做系统的论述，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同理，如果企业每天发一万条“农夫山泉有点甜”，那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转发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微博中唯一能够体现注意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然而，就像说话比写字要快一样，片断化的信息可以获得更快的传播速度。仅从“转发”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博客跟微博都有转发功能，而引发读者转发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读者阅读完内容，那么很明显，读一条微博要比读一篇博文快的多，而微博就在信息传递速度上节省了几乎所有阅读时间。了解了这个特性，那么微博可以用来做什么也就清晰了。除了跟家人，朋友，网友交流外，它虽然不能让普通人出名，但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的内容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当然前提是要有内容。比如说那些还没有出名的草根博主，在认真地写好每一篇博文外，就可以利用微博来宣传自己的博客；而企业则可以在建立好整套营销策略后将每次促销，新产品发布等信息传递出去，将读者引向自己的网站或博客，另外，尤其是针对企业，微博上能够愿意实施关注行为的人很可能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忠实客户。

最后，为了方便或者说加深读者对媒介和传播的理解，笔者用图示来比较书籍，博客和微博在传播速度上的区别，并加以解释。

书籍：即便不算准备工作，首先也需要作者完成书籍的写作，然后再经过印刷，出版和物流才能让书到达读者手中，而且数量有限。有时候读者会提前很久就知道作者在写这本书，或者知道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即先知道题目，再得到内容，而且读者如何先知道题目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书籍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大且完整，题目传播速度偏慢，内容传播速度极慢。

博客：写博客自然会比写书快，其信息量小，但是单篇文章内容也可以很完整，与书不同，博客在传播速度上的突破是让读者同时收到题目与内容，很少有读者事先知道博主要写什么内容的情况。

微博：写微博更快，信息量小，每个条目几乎没有内容，如果用于交流，那么读者不但同时收到题目和内容，还瞬间完成阅读；如果用于转发，那么就是将类似书籍的题目与内容的传播速度无限加倍，读者先瞬间收到题目并完成阅读，转发者甚至可以加上几句自己的评论，点击链接后又瞬间收到内容。在这一点上，微博转发与博客转发或RSS以及News group区别不大。

这就是媒介(纸，不同的网络工具)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由于媒介自身有限制，对内容的传播就不可能照顾到一切。微博有速度，但是不可能提供完整的信息量大的内容，而通过转发，它却可以间接地提高信息量大的内容的传播速度。

说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很失望，微博不能让普通的你我出名，然而大可不必。首先微博没有承诺让人出名，这就像我们无法怨恨砖头无法让人充饥一样。另外，除了仅作为交流工具以外，正确地使用微博确实也可以给企业和个人带来好处，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因为它的“关注”和“转发”功能，但是它只能是起辅助作用，背后还需要有完整，有逻辑的内容作为后盾，尤其是对一个企业，如果企业网站和企业博客没有做好就使用微博，那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作为工具和载体，微博不算坏，但是纵观大型微博平台排行榜上的“星光大道”，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工具没有被利用好，而且要想把一个工具用偏用坏是很容易的，微博在整个世界的火爆发展接下来引来的就是人们对于“怎么利用微博赚钱”的思考，那么很自然地，电视上的“形象代理人文化”就可能走进微博，让“众星”去为企业“转发”。

因此说，微博微博，是微还是博，那不是微博能决定的，全在用户。

为“新知客”杂志搞了一个专题，4篇文组成，此为其中之一的，内容结构与杂志上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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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文 | 评论(0) | 标签:曼德拉, 总统就职宣言

我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我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

是我们的光芒而不是我们的黑暗使我们震惊。

我们常常自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这么的聪明、可爱、能干和具有传奇性？”事实上，我们别无它选！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小看自己就无法服务世界。

为了使你周围的人感到安全

而缩小你自己不能给人以任何启示。

我们生来就要

为我们心中的上帝增加荣耀！

他不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心中，

他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

而当我们允许自己发光时，

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允许别人发光。

当我们从自己的恐惧中被解救出来时，

我们的风范就自动解救了他人

—— 尼尔森.曼德拉1994年

作者：张天潘 | 评论(1) | 标签:病态反智, 《手机》

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拍摄了一批反对现代文明、崇尚低智商的电影，其中就包括后来用以代表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的《阿甘正传》、《雨人》等经典之作。这类反智电影淡漠智性、知识的价值，而注入了普通美国人渴望的那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放在智商偏低的阿甘身上，就是跑、孜孜不倦却随意随性地跑，最后获得意外却合乎情理的巨大成功；在雨人身上，就是重新获得弟弟的尊重与家庭的温暖。这些电影除了反映出美国人不拘一格的美国梦，以及在新教和天主教伦理下对于家庭的重视，还彰显了普通个体的独特价值。

　　可是，中国人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病态反智”的黑暗之后，似乎并没有学会如何理性地反智。中国的影视作品，也因此无法掌握崇智与反智的微妙平衡，常常陷入一种价值偏执当中。今年5月被搬上电视荧屏的扩容版《手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的窗口。

　　电视剧《手机》嘲讽背后

　　借着2003年冯小刚电影《手机》的高知名度，以王志文与陈道明的“王道组合”为招牌，以融入剧情的毒奶粉、电视选秀、电视讲坛、娱乐圈潜规则等现实问题为作料，轻喜剧《手机》试图在国内再掀舆论风潮，但在面临收视数据时，该剧却表现出深深的无力感：在古装大片《杨贵妃秘史》和《三国》的两面夹击中，该剧热度一般，收视率平平，虽然后来有所上升，但是仍然败给了家庭伦理剧《老牛家的战争》，成了一部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大部分媒体对此的说法是“精英题材、曲高和寡”，殊不知文化上的片面反智也是其重要败笔之一。

　　不妨先熟悉下《手机》剧中主要角色的形象与特征。

　　陈道明饰演的费墨教授拿腔拿调，端着知识分子的架子，自命清高却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比如，一饭店老板慕名给他的搭档、《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一张吃饭可打5折的钻石卡，却只给从事幕后制片人工作的费墨一张打8折的金卡，费墨当场翻脸，在车上还要抱怨半天，末了还说一句“其实我还真不在乎这些小事”；还有一家赞助商给了严守一一台特制笔记本电脑，却没有给费墨，费墨就把植入这个赞助商广告的那期策划给否了，然后还一直强调，不是因为一台笔记本的问题。在栏目组，费墨标榜自己的文人操守，极力抵制节目庸俗化，可同样是他，出门随身携带书稿，一有机会就递给出版社，享受别人的逢迎与恭维。

　　王志文饰演的严守一与费墨性格迥异，他从穷小子打拼成知名主持人，自以为深谙社会生存之道，永远笑容满面，对谁都谦恭忍让，为了留住费墨可以当着下属的面将费老与孔子相提并论，为了通过职业测试也可以当众声情并茂地朗诵电视台领导段大可的破诗。

　　剧中最为恶搞的是，油光满面的段大可一登场就是兰花指造型，动不动就炫耀其创造的诗句，而且将深夜泡艺术院校女生造成的红眼血丝也说成是熬夜写诗所致，还顺带教育了严守一一番：“人总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吧。”

　　此外，严守一哥哥黑砖头（严守礼）和他的喂猪娘们、群众演员刘百刚、京痞型的于文海、很“二”的艺术院校老师沈雪、呆呆愣愣的牛彩云、费墨的妻子李燕，还有严家庄的几个村民，这些人在剧中基本上都以丑角呈现。譬如牛彩云，她在参加《有一说一》主持人选秀时跳了一段《孔雀舞》，其间大摆S造型，披头散发狂舞，像极了芙蓉姐姐。

　　剧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保持良好形象的人物，是抚养严守一与严守礼长大的奶奶，然而她却是最能体现反智特征的人物。严守一每当迷茫之时，只有从“奶奶”这个农村老太太那里才能找回自我，得到启示。随着她的去世，所有人都仿佛失去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于是严守一用矿照灯在天空写道：“奶，想和你说话。”而黑砖头严守礼则悔恨不已，责怪自己不应该去北京创什么业，而应该留在奶奶身边，甘守山村。

　　在这里，“奶奶”成了一位草根式卡里斯玛统治人物，聪明得如先知一般，这样的“病态反智”，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并不陌生。“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诸如此类的用语，就是那个时代的荒诞缩影。只不过这种崇拜的对象，是由草根塑造的、从草根中走出的精英，而不是由正常社会渠道培养出来的。

　　《手机》的大结局，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文化反智基因的存在：所有的配角，最后都不搞笑了，都浪子回头、找到自我，获得了皆大欢喜的幸福生活；只有两位知识分子主角，郁郁寡欢，不得不另寻出路：严守一远走爱沙尼亚，而费墨重归书斋，回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该剧虽然放大了各类小人物身上的丑态，但主要是嘲讽了某类知识分子，赤裸地特写了他们的虚伪、做作与谎言，从而完成了文化人自虐式反智的价值传播。尽管《手机》小说原作者刘震云认为，该剧旨在抗拒泛娱乐时代对人的异化，可事实是，电视剧《手机》嘲讽背后是片面的文化反智，最终沦为精英气息浓重的自恋作品，远离了观众。

　　反智新浪潮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其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其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中国式反智

　　其实，反智的思想一直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与法家汇了流的黄老道家以及法家化了的儒家，也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给反智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遗憾的是，这些反智思想中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意识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与延伸，大部分的最后结果都是，随着改朝换代，那些符合统治集团意志的部分被提取出来作为菁华，然后慢慢扶正为一种“国教”般的主导思想，至此反智论就走入“尊君卑臣”的反智悖论中。

　　而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也存在两种很奇怪的反智特征。其一是它虽然反智力上的权威，却不会催化一种个体主义的思潮延伸，没有塑造出一种底层大众的独立性与个体理性，从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迟迟塑造不成。也就是说，反别人的智了，却没有用自己的智把自己武装起来，还很容易在反完之后，陷入一种虚无状态，然后迅速聚集到另一尊他们自己创造的神的脚下，膜拜不已。

　　这就生动地体现为：当下我们不再轻信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研人员的说辞，但却同时对另外一些人敞开胸怀，从而相信了张悟本“张神医”与他的绿豆、茄子，相信了李一道长“李神仙”与他的把戏和养生论；我们常常戏谑身居名校的教授学者，却臣服于“打工皇帝”唐骏，折服于他的“电脑博士学位”与“西太平洋大学”；在《手机》剧中，则表现为李燕与于文娟不相信医院，却相信想和严守一套近乎上《有一说一》的李时真李神医，而且这个李神医最后居然把费墨的男科顽疾与于文娟的不孕症都莫名给治好了。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反智主义者，往往本身即文化精英，可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那种竭尽全力的挖苦，世所罕见。比如《手机》，放在当下任何一个社会，这部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都该属于精英群体了，但是他们就对剧中几乎所有人都进行了嘲讽、挖苦，只有“奶奶”这个农村老太太是从头到尾的智者，威望极高，连两大主人公都对其俯首帖耳，认真聆听她的人生感悟与训诫。更有甚者，《手机》中角色的嘲讽与戏谑，集中针对知识分子群体本身，顶多涉及一些商业精英，而对于政治精英等权势者，则敬而远之。这种选择性反智，将制作团队的那点小聪明暴露无遗。

　　可是，普通观众更喜欢《蜗居》那种针砭社会现实的直言或更有技巧的影射，而非这种躲躲闪闪、欲说还休的矫情与顾影自怜。是故，电视剧《手机》既难以通过折射现实激发观众的共鸣，也无法像《杨贵妃秘史》、《三国》等宫廷宫闱争斗大戏以猎奇或古典制胜，甚至不如描写“养儿啃老”与家庭内部勾心斗角的《老牛家的战争》来得有吸引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智

　　在中国，理性的反智思维其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会指导个体主义的养成，让民众拥有命运自主的强烈意识——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和自己与他人的联合，靠公民与公民社会的崛起。相反，在集权的体系下，政治精英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容易形成高人一等的思维，由政治精英包办一切，民众丧失发言权，更没有参与权与决定权。“被发展”、“被就业”、“被增长”等各种“被”现象，就是这种局面的生动写照。相比起来，文化精英主义自身的危害有限，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精英主义的帮闲或附庸。当下针对文化精英的反智，顶多算是嘴皮上的肉搏、笔尖下的暴动，没有破坏力，更没有建设性。这也说明，在中国真正有建设性的反智，对象更多的应该是政治精英的集权意识与包办心态。

　　电视剧《手机》，仅仅属于文化精英的窝里反，就像一本结构流水但内容客观的写真集，展示着中国式反智的方方面面。至于这个文化与社会的双重困境要如何走出，又是另外一个庞大命题了。一部片面解构的电视剧，无法承载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或许这也是它遭遇收视窘境的根源之一吧——那些同样有着文化反智倾向的精英们，自然会为该剧叫好，但不叫座的原因，在于它背离了民众。比如从剧中看，农村都是田园牧歌式的唯美场景，全然没有现实中的悲苦与艰难，特别是河南等省农村的现实发展状况，在剧中几乎毫无反映；剧中的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进城之后，都生活得无忧无虑……这也意味着，该剧在片面反智的同时还在远离民众，其最大的意义，只是为早已有之的“病态反智”做了一个不太成功的锦上添花，然后昙花一现地陷入文化精英们自虐式的反智的汪洋大海之中。

刊于《南风窗》2010年第20期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40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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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平 | 评论(5) | 标签:时事观点, 中国, 民主, 社会, 文化

有一部广告片，叫做《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计划在近期问世。它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起，委托给一家广告公司制作，分为《人物》和《角度》两个部分，前者将会在CNN等国际主流媒体播放，后者用于外事活动。也就是说，这个宣传片主要给外国人看，大多外国人看到的是《人物》篇。

这个宣传片首先在国内媒体进行了宣传。看得出来，很多媒体是以一种宣传的意识来报道这个宣传片的宣传——因为那个广告公司的人在拍国家形象宣传片，所以媒体就预设了对他们的肯定和赞扬。我觉得首先应该“公事公办”，一是公开这个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二是想想花这么多钱要干什么。

“国家形象”这几个字，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有神圣化的意味。神圣化的对象很容易抽象化，大家似乎觉得，国家形象是一个可以独立去塑造的东西。不管这个国家的法制环境如何，金融体系怎样，有多少作家因为写作被拘押，有多少公民因为房屋被拆而自焚，又有多少上访者因为申冤而被投进黑监狱，这些都不代表国家形象，我们可以另外做一个东西，掩耳盗铃地说：请大家看看这边吧，这才是我们官方认可的国家形象。

我并不反对拍一些好的东西给人看，但是你只能具体说你拍的是什么，而不能以偏概全，妄称代表。你可以拍一些漂亮的风景，去宣传旅游；你可以拍一些市井文化，去展示民间气息；你拍一个故事，去演绎某种理念。该广告片的总策划朱幼光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形象宣传片，但是每个国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宣传自己。”他举例说，美国没有国家形象宣传片，是因为美国的所有大片、音乐、漫画都在宣扬它的国家形象。的确，美国人老是通过通俗文化，来提倡所谓的“美国精神”。不过，朱先生可能混淆了“形象”与“观念”的区别。他列举那些美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几乎都不是由美国政府拨款拍摄，而且是在宣传一种观念，而不是塑造一种形象。观念是一种追求，而形象是一种结论。

假如真想让外国观众通过这个宣传短片看到中国的形象，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该片自身的形象。朱幼光认为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同，其大众文化目前还没有那样的宣传能力，所以，“必须有这样的宣传片才能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效果”。在短期内达到效果，换一种说法叫急功近利，或者叫投机取巧，这是该片传递给人的第一印象。以为拍一点华美的镜头，购买一些广告时间去反复播放，就可以迅速提升国家形象，这还真是把外国人当中国人了。

再来看看这个宣传片要给外国人看的东西是什么呢？根据媒体报道，“这个30秒的宣传片，最终确定要选取全球华人精英来拍摄,比如李嘉诚、姚明、杨利伟、马云、章子怡等，只要他们的面孔一出现，就能让人联想到中国，是能代表中国的面孔。”不过，就在同一篇报道中，执行制片人苏明霞说，“30秒钟的《人物篇》就是要展现最普通的中国百姓状态，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的。”从后来的报道看，这并非是误报，而是体现了制作团队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边拍摄着名人明星，一边强调普通人的重要，甚至最终在片尾加了一个不够有名的维和警察，就宣称“该片从百姓中来，回归百姓中去”。

为什么要如此自欺欺人呢？因为制作团队心里很清楚，真正在乎这些名人明星的，并非渴望了解真实中国的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炫耀成功人士，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家形象，体现的是一种趋炎附势、成王败寇的心理。我相信在很多外国人眼里，这不仅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还会起着相反的作用。但是我们自己实在是太名利熏心了，拍给外国人看，还是拍给自己看，成为一个两难选择。最后，国家形象塑造团队决定，还是先满足自己吧。

事实上，这整个国家形象宣传项目，结果都会“出口转内销”，“回到百姓中去”。只有我们自己理解自己，无限向往“急功近利”和“趋炎附势”，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同此凉热”。媒体一定会告诉国内民众，通过这个宣传片，我们的国家形象大幅提升了，外国人对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从而，民众也更加坚信，通过炫耀功名利禄，在短期内达到效果，果真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作者：ash | 评论(1) | 标签:上访, 赵亮, 民主, 敏感词

那天看完这个片子快凌晨两点了，关掉播放器后感觉头皮一直发麻，好想手边有包烟，让我抽出一根来，让我吐出一个烟圈。躺床上闭了眼却也久久难以入睡，感觉有好多话要奔出喉咙，却不知从何说起。 被影像弄得辗转反侧对我而言已稀松平常，而这一次愈显震撼与沉重。

《上访》，是导演赵亮花了12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内容聚焦在了上访的人群上。以往在报章上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有关上访的文字，有时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但文字终究不是具象的，我们不知道新闻的当事人当时是怎样的表情，控诉时是怎么的口吻，哭泣时是怎样的眼神。甚至连他们的穿着我们都不知晓。而这一次，影像杀出来，太粗鄙太真实太庞大，像一块巨石扔向你，而你发现没有多余的空间让你逃脱，只能让顽石压制身躯。

影片中拍了形形色色的上访者，来自五湖四海说着不同方言，因为下岗失业、房屋拆迁、司法腐败等等问题而集体涌向萎大祖国的首都，最后讽刺地筑起了一个“上访村”，一个被高楼大厦冷酷拒绝，被高架捆绑的村落。 生活的艰难已经无需赘言，电是稀缺的，水是稀缺的，睡眠的空间是有限的，而白天，被汽车尾气包围，夜晚，被狂烈的冷风掠过。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还要天天去寻找公平、寻找正义，去获得一点点安慰，而往往结局是被严拒，被驱赶，甚至被殴打。而看起来，他们从未想过要放弃。一边看电影里不断闪回的黑夜我一边自嘲:中国人的命是那么硬，却又那么贱。

就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上访其实是维权通道里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一方面它是矛盾的集合体，各种伤痛、苦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纸诉状，投向官方，地方不行，那就上中央。 另一方面它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官方，它仍相信政府会来解决他的的问题，会给他答案，而不像其他的以极端的方式（甚至抛弃生命）来获取自己的权益。 这便形成一种痛苦的对峙，牺牲了时间、工作、亲情，你会愿意等待一个似乎没有终点的结果吗？ 影片中最让我寒心的一幕，一对上访的夫妇，来北京已经有17年了，最终因为上访无果而选择卧轨自杀，镜头拍到了被碾碎而散落四处的尸骨，一块头皮，半个手掌。如果说海子的卧轨还多少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那这对夫妇的卧轨，其实是这世间最绝望的冰凉。 火车依然穿行如往昔，血迹也会消退，但痛苦依旧。

更让人忧心重重的是来自地方的“精良截访部队”，而就现实的情况来看，这部队愈演愈烈，截访手法也层出不穷，招招致命。地方对矛盾的调合显然失去了理性与智慧。

影片另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跨进新世纪那一年，当全中国人沉浸在除夕佳节的喜庆氛围中时，有几个老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寒风肆虐的空地上，对着前方不远处的一台破黑白电视机收看春节联欢晚会。信号不好，图像模糊，而主持人们口中说的节日祝词也变得虚弱与飘渺。繁荣与祥和从来不是拿来歌颂的，它应该是你我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人轻松的表情、灿烂的微笑，真诚的谦和，它会自然而然从你我身体里散发出来。我当下意识到，那一年的除夕夜我在干什么？ 受了冻还是饿了肚子？ 从来没有。

从小到大我们被告知被教育：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所有人。但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富起来的人绑架了权利和利益怎么办？ 社会缺失了公平，产生了矛盾怎么解决？

看完这片子让我一下子想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困惑，我不仅怀疑这个世界，更怀疑自己。我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中国人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命运到底被怎样安排着？我对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度的人们真的了解吗？

但我想，至少还有人在努力着，昨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敏感词获得了敏感词。可能很多人认为这又是一次西方世界的一处政治秀，但我不在乎，因为身处围城的我们，知道自己想要的什么，渴望的是什么。还有更多人在努力。科学智慧的土壤才能孕育坚强自省的花儿、蝴蝶，乃至云朵。我期待更美好的未来，不仅我们这一代，更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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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赵亮访谈

记者：国际版与国内版（导演版）有何不同？

　　赵亮：国际版浓缩得厉害，很多事没点透。国内版五个小时篇幅，还是很细致的。我觉得这个影片国人会更爱看。

　　记者：片子剪出来了，但主人公故事还没完，接下来还会继续拍吗？

　　赵亮：这个已经伤着我了，身心受到很大的压力，太痛苦了，后来有一段我再去上访村都不拿机器了，即使再好的素材也不想拍了。

　　记者：为什么痛苦？

　　赵亮：拍摄过程很煎熬，拍摄和制作从来没有给过我快乐。上访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距离，那些上访者的生活太不正常了，不上访至少能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觉得他们不上访会更好？

　　赵亮：有些人他没办法放弃，因为只有这条路能寻找希望。也有人已经上升了精神境界，这些精神是在泥土层里升华起来的，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一些理念容易在头脑干净的人中产生。

　　记者：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赵亮：像老潘，就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来到这里，在家里生活没有作为，他想产生意义。新一代上访人会考虑经济利益，但老一代有精神追求，要求促进当代的法制建设，获得经济补偿之余，他们更希望维护社会公平。现在的上访主要以经济手段作补偿，像老韩，不给钱我就不走。

　　记者：关注这个群体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对上访有什么认识？

　　赵亮：拍《上访》相当于上了一个社会大学。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可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带来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上访来源。

　　记者：艺术家跟政治的关系很微妙，你怎么把握这种关系？

　　赵亮：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思想的呈现。我是个简单直接的人，周遭的环境对我有最直接的影响。我通过纪录片表现周围的事情，之后才会考虑它表现的形式。如果你做一个作品跟你没关系，那很不真诚。

　　记者：你的作品，无论是《罪与罚》还是《上访》，冲突性都比较强的，你的选题标准是？

　　赵亮：我不说我关注政治，但我关注民生。我不太喜欢拍风花雪月的故事。纪录片能够承载历史，在中国当代，它的纪录功能还是能体现民生的。

　　记者：同样题材，你的拍摄手法和呈现方式和别的导演有什么不同？

　　赵亮：我不太主张拍新闻的感觉，艺术还是应该优雅地表达。如果拍摄手法能传达出电影本体的语言，艺术语言的魅力会更专业。现在很多艺术品良莠不齐，如果只为了谋生，我觉得比较卑劣，像前两年搞当代艺术的一些人。

　　记者：有人批评《上访》视觉过于单一。

　　赵亮：我可能会更注重情感式的表达。上访村确实有精神病人，但可能几万人才有几个，几十人里头就提一个的话，比例就提高了，会误导观众。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客观，选择素材和人物肯定融入了导演自己的价值观。我不喜欢拍摄者只是看，像动物世界那样，摄影机和动物没有交流。拍记录片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耗自我，因为你在陪别人生活，自己的生活被放到了最低的位子，这个代价非常巨大，如果还要拍我不喜欢的人，代价更大。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0) | 标签:华人从政, 英国, 工党, 保守党

[导言]英国华人参政对主流政党要求很简单，就两个字：诚意。

2010年9月25日，一年一度的英国工党年会在自己传统领地曼彻斯特召开。下午4点30分，这是一个宣布工党党魁的时刻。现场气氛热烈，却相当紧张，因为选举结果一共计算了四轮。头三轮大卫•米利班德（大米利班德）领先，当第一轮计票结果出来的时候，大米利班德脸上展露了笑容。在宣读第四轮计票结果时候，当出席工党年会代表听到大米利班德在工党党员选票的得票率是，全场一阵叹息之声，大米利班德表情也下在凝固了。当艾德•米利班德（小米利班德）在工会中的得票率时候，全场立马爆发出一阵欢呼。

小米利班德出人意料的，在第四轮计票中，以50.65%的得票率击败了自己的哥哥（49.35%）当选第20任工党党魁，也成为英国议会新一任反对党领袖。

一个复杂的失败

这是一个颇让人有些意外的结果。这个意外，因为选举制度的复杂，需要失败者和旁观者需要一定时间来领悟和品尝。

由于工党党魁选举，不是采取简单多数制度，也就是谁得票最多，谁当选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选团偏好投票”。所谓选团，就是选票来自三个群体，一个是工党议员（包括工党籍欧盟议员），一个是工党党员，还有一个是工会，三个选团的选票各有三分之一（约为33%）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候选人根据在三个选团得票率求和，得出自己的最终得票率。

这个选举的另外一个规则：偏好性投票（preferential voting）有关。这个规则允许选民在选票上选出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在选票的5个候选中选出两位，一号是自己最中意的，二号是其次中意。

在计票时候，如果谁首先在三个选团中一共拿到了超过50%的选票，就胜出。一旦出现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半数的选票，那么首先淘汰得票率最低的候选人。在这个候选人获得选票中，去掉第一候选人，把第二候选人的票数，分派给剩下的候选人。如果还是没有出现过半数的人选，那么再淘汰一位得票率最低的候选人，以此类推，直到得出最后的赢家。

如果比较四次选票结果，大米利班德的得票率依次是37.78%，38.89%，42.72%，49.35%，小米利班德则是34.33%，37,47%，41.26%和50.65%。在第一轮和第三轮计票之后，可以明显地发现，小米利班德得票率显著增加，增幅超过了自己的哥哥。这意味着退出的候选人，他们支持者第二候选人明显偏向于小米利班德。

如果进一步分析，选团的支持率，笔者发现大米利班德在工党议员和党员两块的支持率，在四轮计票中，都高于自己的弟弟。但是，在工会选票中，大米利班德得票率是9.182%，9.799%，10.861，13.4%；相比之下，小米利班德得票率是13.821%，15.231%，16.706%，19.934%。正是，小米利班德在工会选票中大幅度地提升，抵消了哥哥在其他两个选团中的优势，并最终胜出。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很清晰地刻画出了，兄弟俩人在三个选团中的支持率和他们的力量来源。显然，第一轮和第三轮被淘汰的候选人，他们的支持者把小米利班德当作心目中第二偏好候选人。事实也是如此，第一轮和第三轮被淘汰的候选人，都是工党左翼势力，得到了工会强有力支持。而小米利班德就是工会中意的对象，相比之下，哥哥大米利班德更加受到中间派党员和工党上层的支持。

要知道，今天英国工党，已经走到了新工党的尽头。90年代中期开始，新工党改革试图把传统的左翼的工党，打造成温和中间路线的政党，在今天已经走进了一个十字路口，失去了思想上的动力，当然也已经失去了权力，成为英国反对党。

这样的时代，就是米利班德兄弟崛起的背景。英国政治行情转变，是非常快，任何变革与退化常常在十年之内就完成。在英国工党，又一次陷入了左右抉择的时刻，米利班德兄弟，也许会想起自己的父亲：老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

选举策略的失误

大米利班德与小米利班德在这次选举中，基本上延续了各自在党内定位，也展现给公众这个形象。凭心而论，大米利班德失利，也许运气差是最简单的解释。在这次选举，一共有5个候选人，在这次选票统计的前三轮中，大米利班德一直领先弟弟，占据第一位。但是到了第四轮计票，弟弟拿到了大量的工会选票，反超哥哥，首先拿到了超过50%的票数，因而胜出。

回溯到本次选战开始，大米利班德犯了一个“慷慨的错误”。这个错误源自一位女性候选人戴安娜•阿伯特（Diane Abbott）。此人是英国第一位女性黑人议员，在党内是坚定的极左派，在工党议员和党员中市场不大，但是在工会中支持者不少。也许，当初大米利班德认为，阿伯特不足以对自己的选举有致命的影响，放松了警惕。

阿伯特与中国，准确地说香港，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往事。在80年代末，英国议会讨论在香港回归之后，是否给予香港居民英国国籍的问题上，这位来自加勒比海的前殖民地居民，强烈抵制让大量的香港移民定居英国，宣称“如果考虑给南非的白人居留权，保守党或许可以让局面变得不那么糟糕”。最终还是英国的保守党为大中国地区的帝国子民打开方便之门。

在这次选举之初，阿伯特没有拿到足够的工党议员提名。是大米利班德体现出了英国绅士的风度，呼吁议员给与方便，让这场党内竞争有女性参与。正是这个慷慨之举，埋下了自己失利的祸根。

在第一轮计票中，阿伯特位居末席，被末尾淘汰。但是，她的退出，使得工会选票分派到了小米利班德身上。根据笔者分析，在阿伯特退出之前，大米利班德拿到了9.182%的工会选票，小米利班德是13.821%；但是，阿伯特退出之后，大米利班德的工会票是略微上升到9.779%，但是，小米利班德一下子增加到15.231%，两兄弟在工会票上差距从4.639%，一下子扩大到5.432%。这在寸土必争的选战中，显得至为重要。所幸的是，大米利班德对弟弟在工党党员选票优势上略有扩大。

英国华人的站位在哪里？

英国华人一直是这个国家政治之外的群落，对于本次工党党魁选举，兴趣也缺乏。笔者对于这个问题，曾经与英国的华人工党领袖有过交流，问到在5月份大选中，为什么保守党和自民党都推出了自己的华人候选人，但是工党却没有任何华人候选人，是否表明工党对华人的关注度不够。当时，某位资深华人工党人士信心十足地表示，英国的第一名华人议员一定会在工党中产生。

唯一值得关注的，在本次党魁选举中，大米利班德也许是唯一在英国的华人社区造势的工党领袖，然而虽然自新工党以来，一直鼓吹“多元文化”和“社会流动”，但是华人始终没有能够在政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笔者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分析。

英国移民成分复杂，华人在人数上说，位居前列。但是从历史渊源来说，南亚次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与过去大英帝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现在的英联邦中，这些国家占了主要部分。尤其是在帝国时期，英国本土与印度同在女王名义之下，素来重视印度，或者南亚次大陆，在英国的原因，生活中可以看到印度元素，或者说是南亚次大陆的因素，英国英语中Asian就是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方的人。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是他们眼中的远东（Far East）

所谓的多元社会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精英都在英国接受教育，甚至中南半岛很多国家也是。

中国在这个多元社会中没什么实际收获，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在英国华人代数不够，中英没什么全面的政治联系，英国华人本身不是各自华人社会精英，至今我知道一些有帝国思维的英国人，还认为华人是苦力（coolie），鉴于华人本身的地位和实力，我想英国暂时不愿意在这批人身上投资政治资源。

第二，即使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进入英国本土，很多人基本上在经济上极具投资实力的，很多是官富二代，钱财足够买名牌、房地产，但是脑子和忠诚度够不够，英国人和中国人都还看不出来。本身中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英国兴趣和研究也不够。

相比而言，笔者接触的保守党人士看法更为尖锐。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华人保守党人士直言，工党的支持者都是来自底层的人士，他们对移民的态度，更加保守和负面，不愿意接纳。而另外一位华人保守党人士却更加风趣，他曾说，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应该投共产党，但是这只能让你马上在英国政治中出局。不过，华人重视家庭，勤奋挣钱，应该不喜欢大政府（这是工党的立场），不爱多纳税，因此应该加入保守党。

现在，小米利班德胜出，传统的工会势力功不可没，当年新工党改革老工党，极大压缩工会势力在党内空间，如今风水轮流转，自己未能主导后新工党时代。接下来的工党，将面临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重建过程，英国华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出多大力，发出多大的声音，这是检验工党诚意的时刻。

http://talktone.co.uk/cn/?q=node/133

作者：王馨语 | 评论(0) | 标签:微博, 耶稣, 孔子, 媒介学, 新知客, 转发, 影响力, 惠普实验室, 连接

如果按照今天的方式说，那么耶稣活着的时候只有12个关注者(followers)，而孔子也有3000个普通关注者和72个活跃关注者。而今天，耶稣是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创始人，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影响着“儒家文化圈”中各国家的无数人民。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圣经和论语中两个人的著名言论，那么几乎所有内容都满足140字的限制，就像孔子的“自所不欲，无施于人”和耶稣的“如果你希望别人这样对你，那么你就先这样对别人”，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他们是微博的“早期”用户，通过他们的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了解今天的微博与影响力的关系，并且我们会看到结果是跟由惠普社会计算机研究所的Bernardo A. Huberman和SitarmAsur 领导的Twitter与影响力关系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在 微博上，现实中的经验一样有效。

让我们先从这两个人领导的另一项研究开始：利用Twitter预测好莱坞电影的收入，即Twitter对电影爱好者的影响。按照Huberman的说法，这项研究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之上：人们在Twitter上越迅速地“推”(推：tweet，是动词也是名词)一部电影的相关信息，那么这些人就越有可能去电影院观看。在此假设基础之上，他们将整个研究分成两个阶段：电影上映之前在公众中的影响和从电影发布后的第二个周末开始分析该电影的受欢迎程度。这项研究分析了与25部电影有关的300万个推，他们建立了两个算法分别用于分析电影即将上映之前的有关推和测量电影被观看之后的民众舆论变化及传播速度。他们关于这25部电影的分析结果与后来的实际结果相比只有5％的错误，比美国著名的电影票房预测机构

HollywoodStock eXchange的结果仅低两个百分点，这两人已经为他们的算法申请了专利，但暂时还没有将其商业化的打算。 这是令人兴奋的结果， 它表明了“正确地分析社交网络可以用来预测现实”，Huberman这样说。尤其是微博在全世界越来越火，企业，机构和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得利益，这个研究结果无疑给他们照亮了“钱”途。

读者们一定会问：他们是如何做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另一个研究，它是上文中电影票房预测研究的基础，即Twitter与影响力的研究。影响力一向是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争夺的领域，各家也都提出过不同的理论。对于喜欢考察“群体”的社会学学者们来说，将社会问题，社会现象量化始终是他们头疼的，而惠普研究所的这项研究也正是满足了一定的社会学要求，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量化办法，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假设和直觉。比如说他们在研究中忽略了那些没有地址链接的推，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由于微博字数的原因，如果推中没有链接，那么一句简短的话，不管当中有什么内容都很难造成影响，即便是有人去转发这句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重要的推是应该能够将读者引向一个有具体内容的地方，比如一篇博客，一个新闻。这样的假设并不奇怪，实际上Google的PageRank以及学术书籍论文中的引用都证实了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惠普实验室以300小时为区间，向Twitter提取了1500万个具有唯一链接的推（也就是只考虑一个带有链接的推的最先发布者）以及其发布者的信息（关注者数量，转发数量和被转发数量，发布推的数量），将自己的Twitter设置成私密的用户将不被考虑。研究人员在数据中发现，在所有被纳入研究的用户中存在着转发数量的巨大差异，有些用户在转发别人的推的时候很活跃，而另一些人就很被动，平均下来每个用户阅读了318个带有链接的推才会转发一次。因此，他们认为在评估影响力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用户的被动性。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能够量化用户的影响力，那么假如要给一个用户的影响力打分的话，有什么会影响分数呢？我们假设这个用户叫做A，那么他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力分数取决于以下指标：

－影响人数：即被A影响的人数，而所谓被影响就是指被影响者实施了对A的推的转发行为，一个用户转发A的推的次数越多，A对该用户的影响力越大。

－被影响者的被动性：即被A影响的用户看到多少个来自不同用户的推才会转发一次，即这个被影响着的活跃程度，被A影响的用户的活跃程度越低，A的影响力越低，也就是意味着A的听众质量不好。

－被影响者的专注程度：即被A影响的用户的所有转发中A的推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就说明被影响者对A的专注程度越高，即A对这个用户的影响越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常客”或者“回头客”。

－用户自身的被动性：A如果自己很少转发他人的推也会降低他的影响力分数。

依据这样的模型，惠普研究所通过计算得出了那个引发强烈反响的结论：Twitter用户的影响力与其关注者数量无必然联系，重要的是转发，而且不但是要让自己的推尽量被他人转发，自己也要积极地转发他人的推。

如何解释这个结论？其实很简单，不过我们首先要解释惠普研究所的那几个假设。

－为什么转发那么重要，有数量巨大的关注者不是也行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影响力，这虽然是一个常见的词，但是人们往往不知道其准确定义。影响力是让被影响者采纳原本不属于他的观念和看法的能力，以及让被影响者实施原本可能他不会实施的行为的能力。微博的字数限制不允许通过长篇大论影响他人的观念和看法，用140字影响一个人的几率微乎其微，而在行为上，影响的发生在于行为的最终实施，如果没有行为的实施或者无法观察到行为的实施，评估影响力就是空谈，而在微博上，被影响者用鼠标点击转发是唯一可能被观察到的行为。Google根据广告点击数收费也是同样的道理。关注者数量本身不决定影响力，而关注者数量的增长率可以反映影响力的增加，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新增的关注者都是来自于转发，即一种传道效应。就像耶稣信徒数量的增长是来自那12个人的传播一样。

－为什么要忽略没有链接的推？

微博的文字影响力受到字数的限制，而网络上的影响力依赖文字最多，那么为了突破这样的瓶颈，那么很自然地用有限的字数传递链接会对被影响者更有吸引力。比如发一条“三人行必有我师”就不如发一条“点击浏览‘论语’全文”有吸引力，更能引发转发。而一个用户被转发的次数越多就说明他提供有价值内容的能力越强。

－为什么要考虑被影响者的质量？

很简单，转发行为的发生不仅依赖内容的质量还依赖转发者自身，如果一个用户的关注者都很被动，那么这些关注者能够带给该用户的影响力自然有限。从这个意义上看，耶稣的12个门徒就要必孔子的72个弟子要更活跃，更有效率。

－为什么要考虑被影响者的专注程度？

一个企业的固定客户越多说明它的市场越稳定，一个企业也总是希望成为其客户的唯一供应来源，在微博上也是一样，一个用户的关注者如果只转发该用户的推，那就说明他的关注者对他越依赖。

－为什么要考虑用户自身的被动性？

有人会问：“如果我总是转发别人的推，那不是在替别人提高影响力吗，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就像学术界的引用一样，引用大师或者有成就的作者以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也会为自己的作品增色。转发是双赢的，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为了转发而转发，而是转发真正好的内容。就像孔子的弟子传播孔子的学说和耶稣的门徒传播耶稣的教义一样，这样的行为表面上是为他人拉信徒，可是孔子的弟子成了贤人，耶稣的门徒成了圣人不正是因为他们转发了孔子和耶稣的推吗？当然，他们自然也是有自己的思想贡献的。

惠普研究所在其研究的结论中说“考虑到社交媒体越来越受欢迎，个人，政府和企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让自己的想法，政策，产品和评论在社交网络中获得关注，但社交媒体的巨大使得这些话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获得足够多的关注。由于这种限制，部分内容生产者自然将矛头对准了那些被认为有影响力的个人，因为他们拥有数目巨大的关注者……”确实，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微博平台上都是明星艺人获得了最多的关注，个人也要跻身其中，政府则好像无的放矢，而企业则乐呵呵地发现了微博也认“钱”。这样的事并不新鲜，几乎在任何种类的平台上都出现过，比如在电视上企业找名人做形象代言，在博客上企业会将新产品首先送给在博客索引中排名靠前的博主，那么在微博上为什么不找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的名人来转发呢？惠普研究所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做法，因为按照他们的标准，Twitter上拥有最多粉丝的名人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而艰难挺进Twitter关注数排名前100的几个新闻机构才具有最强劲的影响力，它们不但拥有相当数量的关注者，而且它们的信息发布数量和转发数量都很大，而这才是影响力的关键。

惠普研究所还提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是笔者亲身感受过的，那就是在Twitter上因共同的专业或爱好而结成的团体往往都很健康，虽然不见得能出名，但是这个团体和其中的每个成员都会获得其专业领域中的影响力。这个现象无疑给普通用户带来了希望。

综合以上内容，对于那些不仅仅是为了跟朋友聊天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包括)来说，如何使用微博来获得影响力就很清楚了：

－不能单独使用微博，要在微博背后建立充实的内容支持，比如个人的博客，企业和机构的网站，通过微博上带有链接的推将读者引向自己的内容并触动转发，企业尤其要建立一套包含微博在内的营销战略，让各种工具相互配合。

－以各种方式同自己的关注者建立对话，使其成为“回头客”并鼓励其转发。

－同跟自己相关领域中的活跃微博所有者建立联系，不见得是名人，如果你的内容确实好，这些活跃的人自然会转发。

－处理好“中心”与“险要”之间的关系，如图。A的中心位置也许可以带给他影响力，这要看其自身和其关注者是否满足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条件，而B虽然没有许多的关注者，但是他的影响潜力是巨大的，他起到了将两个团体链接起来的作用。使用微博，不仅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评估自己关注者的位置，也应当这样评估自己的位置。

为“新知客”杂志搞了一个专题，4篇文组成，此为其中之一的，内容结构与杂志上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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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虎庙 | 评论(1) | 标签:黄河, 考察, 毛泽东

陕北横山南，有东阳山，山上有道观号"东阳山道观"。东阳山因其道观出名，道观又因其观内有阁而名。此观内供奉之人非神，三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四人帮倒台后的"请下神坛"运动如果说稍稍把毛正名了真身的话，那么在东阳山道观里所见所闻就叫人匪夷所思了。1993年，由五届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横山古水村党支部书记吴汉锦所倡导并行动创建起的东阳山道观"怀英阁"里将毛以传统宗教模式再请上坛，并且请朱德和周恩来如"哼哈"陪伴两侧。并且于毛泽东脚下置放募捐盒–类似于宗庙善款搜集；另置放砖刻香炉一尊，上书"大报神恩"–类似于香客所用宗教用品的焚香炉。尽管两位憨厚忠实的居士（监管怀英阁的宗教人士）一再解释"完全为自愿"绝不强求，烧香亦不主张，因为"怕失火"，但我仍然难以忘记2007年也是这个月份我骑车由北京来此所见香烟缭绕的情景。当然，居士特别补充道"不让烧香"，没有说谁不让，但是烧不烧显然曾经作为个问题被研究过……

在横山县城里和出租车司机谈过，司机说"有人去烧香求子，也有生意人去那里算过钱运……"求子、祈福、乐讨个生意兴隆等等都是中国庙宇的专事功能之一，因此我相信司机所说不会有假。这似乎有点像上世纪末司机们喜将毛像挂于后视镜上以求出行平安的功用。

2007年我来此拍摄照片多幁并撰文介绍。此行再来就改用这两年我才学会一点的视频来再作介绍。因此不想赘述，直接观看下面视频。如果想知道更多点的也可以点击这里去看大前年的文字好了。

[写并制作于陕北党岔镇-米脂县城]

视频地址：http://24hour.blogbus.com/logs/76854397.html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4) | 标签:cnn, 温家宝, 采访, 中国

从雪山上下来，看大家都在谈论温总接受cnn访问的内容，这是上个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做的，当时的访问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不过看了视频，和两年前一样，cnn没有使用原声加字幕的方法，而是直接使用了翻译的声音，也因为这样，现在大家使用的中文版本，其实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也就是说，和温总的原话，字面上肯定会有一些差异，甚至是含义。因为中文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一个词，一个字，都会让不同人产生不同的理解。

札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08年就采访过温总，而且凑巧的是，都是在9月23日。如果看提问的问题，都是以美国经济开始，都谈到了网络自由，也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温从三方面谈如何在中国推动民主进程。正如他在这次所说，两年的时间，他对于这个话题相得更多，也更加清晰，谈论政改的一部分表达，在他见华文媒体的时候已经说过。

不过当时的访问并没有像这次，在中国的网络上引发太多关注。不如大家再看看08年的。

Below is the complete transcript of Fareed Zakaria's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The interview was taped September 23, and portions were shown on "Fareed Zakaria GPS" on September 28.

以下的内容是在2008年9月23日采访，2008年9月28日播出。

Zakaria: We are now beginning the formal interview, just so everyone realizes.

Wen Jiabao: Before we begin, I would like to let you know that I will use the wor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which means that I will tell the truth to all your questions.

I always tell people that sometimes I may not tell what is on my mind, that as long as I speak out what is on my mind, the words are true.

I think you are now interviewing a statesman,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interviewing a statesman in his capacity as a common people.

I prefer dialogue to long-winded speeches, so you can always interrupt me and raise your questions. That would certainly make our dialogue more lively.

Zakaria: I look forward to the chance for this dialogue, and I begin by thanking you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honor. The first thing I have to ask you, I think is on many people's mind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aff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does it make you think that the American model has many flaws in it that we are just recognizing now?

Wen Jiabao: I took office as the Chinese premier six years ago, and before then I was serving as the vice premier of the country. When I was the vice premier, I experienced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but in Asia. And in wak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hina adopted a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decided not to devalue the RMB, the Chinese currency, but doing so we manag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But now the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with the subprime crisis and later on,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involved in the problems, and the Lehman Brothers was in trouble, Merrill Lynch was in trouble, the AIG was in trouble, and such large investment banking compan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ll encountered systematic problems.

And this has made me feel that this time the crisis that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n impact that will affect the whole world. Nonetheless, in face of such a crisis, we must also be aware that today's world is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that people lived in back in the 1930s.

So this time we should join hands and meet the crisis together. I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wrong, then the impact will be felt, not only in this country but also in China, in Asia and in the world at large.

I have noted a host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prevent an isolated crisis from becoming a systematic one, and I hope that measures and steps they have adopted will pay off. I also hope that these measures and steps will not only save some major U.S. financial companies but also help stabilize the U.S. economy and ensure that the U.S. economy will grow on a balanced course.

Zakaria: When you look at your own economy, as you know,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now say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slowdow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re are people predicting that Chinese growth rates may slow to as much as 7 percent. Do you think that will happen? And if it does, I wonder, what do you think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in China?

Wen Jiabao: Yes, indeed.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at an annual average rate of 9.6 percent for 30 years running. This is a miracle.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year 2003 and 2007, China had enjoyed a double-digit growth for its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PI grew in for less than 2 percent a year. It is fair to say that China has achieved a fairly fast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This time, China has been proactive in adopting regulatory measures. Our previous considerations were to prevent a fast-growing economy from becoming overheated and to prevent the faster soaring prices from becoming obvious inflation.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very fast, and I refer to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rious financial turbulences that follow the sub-prime crisis.

And as a result, we have seen a decline in external demand, and China's domestic demand can hardly be increased in a very significant manner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is case, it is true that we do have this risk of a slowdow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we must re-adjust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in order to adapt ourselves to external change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for u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dampening the price rises and bringing inflation under control. An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job creation and dampening inflation and I know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strike a balance in all those areas.

We need to adopt a flexible and prudent macroeconomic policy to adapt to external changes in order to ensure very fast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inflation down.

Zakaria: Do you think you can continue to grow if the United States goes into a major recession?

Wen Jiabao: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or given the statistics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we can see that we have managed to do that.

A possible U.S. economic recession will certain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China economy. As we know that 10 years ago, the China-U.S. trade volume stood at only $102.6 billion U.S., while today the figures soar to $302 billion U.S., actually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of 1.5-fold. A shrinking of U.S. demand will certainly have an impact on China's export.

And the U.S. financ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finance. If anything goes wrong in the U.S. financial sector, we are anxious about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Chinese capital.

That's why in the very beginning I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is country not only concerns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a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Zakaria: There is another sense in which we are interdependent. China is the largest holder of U.S. Treasury bills. By some accounts, they're worth almost $1 trillion. It makes some Americans uneasy. Can you reassure them that China would never use this status as a weapon in some way?

Wen Jiabao: As I said, we believe that the U.S. real economy is still solidly based. Particularly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he basic industries. Now,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in the virtual economy, but if this problem is properly addressed, then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stabilize the economy in this count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s very much that the U.S. side will be able to stabilize its economy and financ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e also hope to see sustaine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at will benefit China.

Of course,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Chinese money here. But we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redible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at such difficult times, China has reached ou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tually we believe such a helping hand will help stabilize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e and to prevent a major chaos from occur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I believe now cooperation is everything.

Zakaria: May I ask you about China's role in a broader sense? Many people see China as a superpower already, and they wonder: why is it not being more active in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issues such as the issue of Darfur or the issue of Iran and its nuclear ambitions?

There is a hope that China will play a role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o use Robert Zoellick's phrase when he wa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at China will be more active in managing the politic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that so far it has not been active. How would you react to that?

Wen Jiabao: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need to correct some of the elements in your question first. China is NOT a superpower. Although China has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and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registered fairly fas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till has this proble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betwee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ina remains a developing country.

We still have 800 million farmers in rural areas, and we still have dozens of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As a matter of fact, over 60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still live on allowances for basic living costs in my country. And each year,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about 23 million unemployed in urban areas and about 200 million farmers come and go to cities to find jobs in China. We need to make committed and very earnest efforts to address all these problems.

To address our own problems, we need to do a great deal. China is not a superpower. That's why we need to focus on our own development and on our effort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s.

Zakaria: But sure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pressure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or the Iranian government or the government in Burma to be less repressive. You have relations with all three of them.

Wen Jiabao: That brings me to your second question. Actuall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is a justice-upholding country. We never trade our principles.

Take the Darfur issue that you raised just now for example. China has always advocated that we need to adopt a dual-track approach to seek a solution to the Darfur issue. China was among the first countries sending peace-keepers to Darfur.

China was also the first country that gave assistance to Sudan and we also keep our efforts to engage the leaders in Sudan to try to seek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issu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Zakaria: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dangerous for the world if Iran got nuclear weapons?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world should do to try to stop that possibility?

Wen Jiabao: We are not supportive of a nuclear rise to Iran. We believe that Iran has the right to develop a utilization of nuclear energy in a peaceful way. But such effort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fegua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nd Iran should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s far as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is concerned, China's stance is clear-cut.

We hope that through promoting the talks concerning this issu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ncourage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to give up any idea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accept IAEA safeguards.

Nonetheless, we hope that we can use peaceful talk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rather than resort to the willful use of force or the intimidation of force. It's like 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If one individual tries to corner the other, then the effect will be counterproductive. That will do nothing in helping resolve the problem. Our purpose is to resolve the problem, not to escalate tensions.

And I also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Don't you think that the efforts made by China in resolving the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position we have adopted in this regard have actually helpe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move for the better day by day? And, of course, I know that it still takes time to seek a thorough and complete solution to the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on that basis to help put in plac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But, what I'd like to stress is that the model that we have adopted, and the efforts we have made, prove to be right in this, in this direction.

Zakaria: Since you honored me by asking the question, I will say to you, premier, that China's efforts in North Korea have been appreci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it makes people wish that China would be active in other areas in just the same productive way that it was in North Korea because we see that it produces results.

Wen Jiabao: We have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learned lessons from years of negotiations concerning the six-party talks, and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six-party talks also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close cooperation among the six parties.

Zakaria: May I ask you about another set of possible talks? The Dalai Lama has said now it appears that he would accept China's rule in Tibet, he accepts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Tibet, and what he asks for is cultural autonomy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political autonomy. The talks apparently are stuck at a lower level between the Tibetan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y don't you, given your power and your negotiating skills, take the issue yourself — and you or President Hu Jintao would negotiate directly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solve this issue once and for all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f course the Tibetan people who are also in China?

Wen Jiabao: Our issue with the Dalai Lama is not a ethnic, religious or cultural issue in the ordinary sense. It's a major principled issue concerning safeguarding the country's unity or allowing efforts to separate a country. And we must adopt a two-pronged approach in viewing the Dalai Lama. On one hand, it is true that the Dalai is a religious leader, and he enjoys certain influence in the Tibetan region, and particularly in regions that the inhabitants believe in Buddhism.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also be aware that he is not an ordinary religious figure. The so-called government in exile founded by the Dalai Lama practices a theocratic rule.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so-called government in exile is to separate Tibet from China.

In many plac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Dalai Lama keeps preaching about the idea of a so-called autonomy in the greater Tibetan region. And actually, the so-called autonomy that he pursues is actually to use religion to intervene in politics. They want to separate the so-called greater Tibetan region from the motherland. And many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o idea how big is the so-called greater Tibetan region, the so-called greater Tibetan region, preached by the Dalai Lama, actually covers Tibet, Sichuan, Yunnan, Qinghai and Gansu — altogether five provinces. And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so-called greater Tibetan region accounts for a quarter of China's territory.

For decades, our policy towards the Dalai Lama remains unchanged: that is, as long as the Dalai Lama is willing to recognize that Tibet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and as long as the Dalai Lama gives up his separatist activities, we're willing to have contact and talks with him or his representatives.

Now, sincerity holds the key to producing result out of the talks. After the Tibet incident back in the 1950's, the highest lead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r. Deng Xiaoping, also me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alai Lama.

So, I don't think there is this problem, as whether I can have contact with the Dalai Lama. The real key li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contact and talks.

We hope that he can use real actions to show sincerity and break the deadlock.

Zakaria: What action would you like to see from the Dalai Lama that would show sincerity?

Wen Jiabao: Actually, I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when we observe any individual, the Dalai Lama included, we should not only watch what, we should not only observe what he says, but also watch what he does.

His sincerity can be demonstrated in giving up separatist activities.

Zakaria: And then you might meet with him?

Wen Jiabao: By then,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Of course, talks may continue, and in light of the progress in the talks, we may also consider raising the level of the talks.

Zakaria: Premier Wen, your country has grown, as you pointed out, 9? percent for 30 years — fastest growth rate of any country in history. If people come to you and say to you, "What is the Chinese model of succeeding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What would you say? What is the key to your success? What is the model?

Wen Jiabao: It's eas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at you may think about this thing — that about 30 years ago, why China was not able to grow as fast as it ha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I think thi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reforms and opening up a policy we introduced in 1978. This holds the key to China's success. By introduc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greatly emancipated productivity in China.

We have one important thought: that socialism can also practice market economy.

Zakaria: People think that's a contradiction. You have the market economy, where the market allocates resources, and in socialism, it's all central planning. How do you make both work?

Wen Jiabao: The complete formulation of our economic policy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under the macroeconomic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We have one important piece of experience of the past 30 years: that is to ensure that both the visible hand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re given full play in regulating the market forces.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classical works of Adam Smith, you will know that there are two famous works of his. On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other is the book on the morality and ethic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deals more with the invisible hand that are the market forces. And the other book deals with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in the other book he wrote,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lay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distribute the wealth among the people.

If in a country, most of the wealth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then this country can hardly witness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 same approach also applies to the current U.S. economy. To address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apply not only the visible hand but also the invisible hand.

Zakaria: May I ask you — some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particularly human rights observers, say that China has cracked down on human right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they had been hoping that the Olympics would lead to an opening of China, but that it has, there has been more repression.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Wen Jiabao: By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China has actually become more open. Anyone without biases will see — have seen that. In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reedom in news media coverage are guaranteed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and protects, human rights. We have incorporated these lines in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we also implement the stipulation in real earnest. I think for any governmen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o ensure that its people enjoy each and every right given to them by the constitution.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urvival, freedom and to pursue their happiness.

We don't think that we are impeccable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It is true that in some places and in some areas, we do have problems of this kind or that kind. Nonetheless, we are continuing to make efforts to make improvements, and we want to further improve human rights in our country.

Zakaria: When I go to China and I'm in a hotel and I type in the words Tiananmen Square in my computer, I get a firewall, what some people call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Can you be an advanced society if you don't hav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Wen Jiabao: China now has over 2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and the freedom of Internet in China is recognized by many, even from the west. Nonetheless, to uphold state security, China, lik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s also imposed some proper restrictions. That is for the safety, that is for the overall safety of the country and for the freedom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 can also tell you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you can have access to a lot of postings that are quite critical about the government.

It is exactly through reading these critical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that we try to locate problems and further improve our work.

I don't think a system or a government should fear critical opinions or views. Only by heeding those critical views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further improve our work and make further progress.

I frequently browse the Internet to learn about a situation.

Zakaria: What are your favorite sites?

Wen Jiabao: I've browsed a lot of Internet Web sites.

Zakaria: I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r kindness and ask you a question that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onder about. There is a very famous photograph of you at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What lesson did you take from your experiences in dealing with that problem in 1989?

Wen Jiabao: I believe that while moving ahead with economic reforms, we also need to advance political reforms, as our development is comprehensive in nature, our reform should also be comprehensive.

I think the core of your question 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China. I believe when it co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China, we talk about progress to be made in three areas:

No. 1: We need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democratic election system so that state power will truly belong to the people and state power will be used to serve the people

No. 2: We need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ru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establish the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we need to view an independent and just judicial system.

No. 3: Government should be subject to oversight by the people and that will ask us, call on us to increase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affairs and particularly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government to accept oversight by the news media and other parties.

There is also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that when it comes to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China,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we need to introduce a system that suits China's special features, and we need to introduce a gradual approach.

Zakaria: People say you're studying the Japanese system because there's democracy but there's only one party that seems to win the elections. Is that the kind of model you see for China?

Wen Jiabao: I think there are multiple forms of democracy in the world.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substance of democracy.

Which mean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democracy is that whether such form of democracy can really represent the calling and interest of the people.

Socialism as I understand it is a system of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cy, there is no socialism.

And such a democracy first and foremost should serve to ensure people's right to democratic elections, oversight and decision making.

Such a democracy should also help people to fully develop themselves in an all-around way in an environment featuring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such a democracy should be based on a full-fledged legal system.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chaos. That's why we need to ru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ensure that everyone is equal under the law.

Zakaria: We've talked about elections many times. Do you think in 25 years there will be national elections in which there will be a competition, there will be perhaps two parties, that will be running for a position such as your own?

Wen Jiabao: It's hard for me to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in 25 years time. This being said, I have this conviction — that China's democracy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20 to 30 years time,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will be more democratic and fairer,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China will further be improved. The socialism as we see it will further mature and improve.

Zakaria: Let me ask you, premier, finally a couple of questions that are personal. You've said that you've read the works of Marcus Aurelius a hundred times. Marcus Aurelius is a famous stoic philosopher. My reading of him says that one should not be involved in the self, and in any kind of pursuits that are self-interested but should be more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When I go to China these days, I am struck by how much individualism there is, how much consumerism there is. Are you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to the Chinese people to think less about themselves and more about the community?

Wen Jiabao: It is true I did read the meditations written by Marcus Aurelius Antonio on many occasions, and I was very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words that he wrote in the book — to be fact – where are those people that were great for a time? They are all gone, leaving only a story, or some even just half a story. So I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only people are in the position to create history and write history.

I very much value morality, and I do believe that entrepreneurs, economists and statesmen alike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morality and ethics.

In my mind, the highest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ethics and morality is justice.

That's why in the morning when I answered the question, I said that I believe in the veins of the economist, we should see the blood of morality.

When we think about economy, we think more about the real elements concerning the company, the capital, the market, the technology, so on and so forth. And we might forget about the other sort of elements that work behind the scene, and these factors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visible factors like conviction and morality. Only when we combine these two kinds of factors, can we put in place a full picture of the DNA of the economy.

It is true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companies have actually pursued their profits at the expense of morality and we will never allow such things to happen.

We will not allow economic grow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loss of morality because such approach simply can not sustain.

That's why we advocate the corporate, occupational and social ethics.

Zakaria: Let me ask you a final question, your excellency. You must have been watching the American election. What is your reaction to the strange race and election that we are having in this country?

Wen Jiaba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what I follow very closel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ele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ound growth momentum in the growth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we hope, and whoever i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and whoever is sworn in into the White House, no matter which party wins the election, that he or she and the part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China hopes to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grow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o matter who will take office and lea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is country.

Zakaria: On that happy note, I thank you, your excellency. I'm sure your people are worried we took a little extra time. And I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kindness and your frankness.

作者：郭宇宽 | 评论(4) | 标签:房价, 小产权房

房价上涨对一般升斗小民压力是最大的，我见到一些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看着居高不下的房价，对这个城市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前些日子，我和一帮朋友吃饭聊天，席间有人抱怨，现在房子怎么这么贵啊，我说“别急，马上政府又要调控了，等它价钱跌下来，咱们一人买上几套。”大家都笑翻了。

不过这个话其实倒是很严肃，政府确实是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最近最严厉的措施出台了：“要坚决遏制并依法纠正乱占农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通知明确，政府要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规范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建设。” 核心就是要打击“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的含义很简单，无非就是有些百姓买不起政府批准的“大产权房”，直接从农民手里买地盖房。而“大产权房”，其实也并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政府搞拆迁，以便宜的价格从居民或者农民手里征过来，然后再加价拍卖给开发商，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经过政府这么一倒手，就算是“大产权房”了，如果不经过这一手，就被宣布是不合法的，是小产权房。

原来我一直觉得中国房价下跌有盼头，因为中国其实比起日本这些国家来说并不缺土地。在北京只要你绕着四环外转一圈，就会发现其实没开发的土地还多得很。是要开放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除了天安门广场对面这种确有稀缺性的地段，中国大多数的地区房价都不至于太离谱。原意买政府的地还是愿意买农民的地，至少给大家一个选择的自由。

现在政府又来调控房价了，政策就是打击小产权房，这下好了，不需老百姓买小产权房，大家只能买政府拍卖出来的土地上盖的“大产权房”。这就像庄家坐庄一样，这下中国的房价又可以直线上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