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馨语 | 评论(0) | 标签:微博, 博客, 出名, 名气, 内容, 连接, 媒介学, 书籍, 注意力

我们知道，影响力与媒体化是不同的概念，尽管我们一直不加区分，尽管两者也相互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出名指的是媒体化程度，即被多少人知道，至于自己是否能够影响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就像南非世界杯中的郑大世，他哭了跑了努力了，虽然不会影响多少人，但是他确实一夜成名了。微博在全世界的串红，自然会引来许多用户的疑问，“我能否通过微博出名，如果可以，怎么做”，本文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靠观察，看是否有普通人因微博出名；二是靠分析，看微博这个工具本身是否有让人出名的能力。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两个比较有代表性，也是最大的微博平台：Twitter和新浪微博。从国外的（twitaholic.com）网站上提供的Twitter用户排行榜来看，占据前100位的几乎都是已经成名的演员，歌手，连作家学者都很少，其中能零星地穿插着Google，CNN这样的机构的微博已属不易，就连Twitter自己的Twitter也只排在第12位，完全不是Lady Gaga的对手(613万多关注者)，虽然她才有461条Tweets，而New York Times已经有超过5万条Tweets。新浪那边情况更糟糕，在以姚晨(近280万关注者)为首的新浪微博的人气热榜中，只有两个草根微博进入了前100名，其余都是名人，而这两个幸运的微博分别叫“冷笑话精选”和“经典语录”。即便是在草根热榜中，也只有“后宫优雅”(仅21万多关注者)一个像是个人微博的微博进入了前10名，并且我们对这位“后宫优雅”一无所知，这个人真的存在还是仅仅是一场微博营销闹剧，不知道。那么，即便我们按照排名100位的李静的粉丝数来规定“出名”的标准，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通过微博出名的例子。

观察的结果对我们很不利，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博客火的时候造就了一大批草根博主，为什么微博就不可以呢？原因很简单：字数。Twitter的最初创意是“通过SMS描述自己正在做什么”，它从一开始就跟手机结合，属于一种短信群发，就像我们发手机短信时有字数限制一样，Twitter将这个“短”定义为140个字母，中国的微博平台引用了这个限制，将字数限制为140个汉字。

工具都是有自己的宿命的，Twitter将自己的功能定义为描述自己正在做什么，那么后面的事都很明显了：大家最想知道谁正在干什么呢？一个普通人能否通过描述自己正在干什么而出名呢？假如可以，那我不禁要问：这个普通人要正在干什么啊？微博，微型博客，我们很容易因为它的名字而认为它是跟博客差不多的东西，尽管仅仅因为字数限制就可以让微博与博客分道扬镳。笔者一向对“名博”的含义耿耿于怀，它究竟是指“著名博客”呢，还是指“名人的博客”，应该是前者，但是现实最后还是将名博这个称呼许配给了“名人的博客”这个含义，而为了不让普通博主抗议，特别给他们的名头前面塞上一个“草根”。但是这两者在过程上是正好相反的：名人的博客通过这个人的名而让其博客出名，隐含的意思是他不必写的如何好，流水账就行；而著名博客是因博客写的好而让这个博客的主人出名。到了微博这里，道理还是一样的，本来许多名人也都是在博客上写“我今天种了瓜”，“我明天得了豆”之类的流水账，现在微博只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用来写流水账的地方。“草根们”可就苦了，本来就只能通过高质量的文章和卓越的思想出名，现在将字数限制到140个，文章肯定是写不了了。那思想呢？非洲有一个部落，当地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无法记录，也就自然没有法律。当部落成员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他们会到酋长那里阐述事情经过，然后酋长会从自己渊“博”的记忆中寻找出一条最合适当前问题的谚语，并根据这条谚语的精神解决争端。微博虽然也是博，但是博的不是字，它就跟这个非洲部落一样，没有文字，并且还是像这个非洲部落一样，微博自然使成语，谚语，格言警句，笑话这类短小精干的东西繁荣昌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浪微博草根热榜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冷笑话，语录，秘语，段子和小智慧了。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些谚语，警句中是有不少思想的。可是，就像谚语要由酋长说才管用一样，一个普通人如果对你说“你要以德报怨”，你会听吗？可能不如听姚晨说她今天吃了什么吧！

有社会学家称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一个“注意力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民众的注意力和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可这话要是说到文化里就完全不着调了，而应该是“没注意力文化”。电视里左一个右一个的节目，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联，内容上更是娱乐为主，兜售片断信息，观众把注意力和时间给了这个电视台，那么它就可以卖更多更贵的广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特别讨厌在电影和电视剧中间插播的广告，而不那么在意节目与节目之间的广告。对电视台来说前者可以保证观众的身体是自由的，即坐在电视机前等后半部分节目，这个时候广告可以被观众接收；而后者可以保证观众大脑是自由的，如果他没有离开电视机去喝水或撒尿，那么这个时候的广告可以被接受－－对电视台来说，接收和接受都重要，都不能忽视，而观众讨厌节目中插播的广告也正是因为它打断了观众的思维和逻辑。这样一来，电视台的策略就很明显了：在节目中让观众尽可能地投入(娱乐)，让节目与节目之间“驴唇不对马嘴”(打断思维逻辑)。

如果只观察文字方面，也是一样的。一本书，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小说都是逻辑严密的，都需要读者完全的注意力，一旦中断往往需要回头看几页才好接上，而每年出版的书籍不算少，可是又谁听说过哪个企业把广告做进书里？报纸和杂志的内容照比书要片断一些，但每篇文章也能自成一体，而文章与文章之间也不必有逻辑上的联系，文章与文章之间插一页广告不会太伤害阅读。后来文字上了网，新闻网站中的文章类似报纸杂志，尽管每页都有广告，但是文章还是完整的。到了博客，虽然广告可做可不做，但是文章不再是文章了，文字成了更碎的片断，成了流水账。对于普通人，把单个的文章写完整已经不容易，而要让自己几十篇，上百篇博文之间存在认知的逻辑就更难了，而那些成了名的草根博主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形势让他们无法写流水账，那是“名人”们的拿手好戏。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随着技术的发展，文字越来越支离破碎。而发展到了微博，文字就已经不再是文字了，而是写出来或者打字出来的口语。也就是说报纸上的可能算是文章，博客上的只是文没有章，而微博里既没有文也没有章，每个140都是独立的，毫无关系的，读者也不必去专心注意什么，因为这是“没注意力文化”。在“注意力经济”里广告兴盛，而在“没注意力文化里”虽然广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出路，但是被关注的名人们即便没有直接的微博收入可也能仅仅因为“关注他的人很多”的这个现实而获得好处。试想，即便是左拉，如果只让他没完没了地重复“我控诉”三个字而不做系统的论述，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同理，如果企业每天发一万条“农夫山泉有点甜”，那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转发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微博中唯一能够体现注意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然而，就像说话比写字要快一样，片断化的信息可以获得更快的传播速度。仅从“转发”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博客跟微博都有转发功能，而引发读者转发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读者阅读完内容，那么很明显，读一条微博要比读一篇博文快的多，而微博就在信息传递速度上节省了几乎所有阅读时间。了解了这个特性，那么微博可以用来做什么也就清晰了。除了跟家人，朋友，网友交流外，它虽然不能让普通人出名，但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的内容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当然前提是要有内容。比如说那些还没有出名的草根博主，在认真地写好每一篇博文外，就可以利用微博来宣传自己的博客；而企业则可以在建立好整套营销策略后将每次促销，新产品发布等信息传递出去，将读者引向自己的网站或博客，另外，尤其是针对企业，微博上能够愿意实施关注行为的人很可能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忠实客户。

最后，为了方便或者说加深读者对媒介和传播的理解，笔者用图示来比较书籍，博客和微博在传播速度上的区别，并加以解释。

书籍：即便不算准备工作，首先也需要作者完成书籍的写作，然后再经过印刷，出版和物流才能让书到达读者手中，而且数量有限。有时候读者会提前很久就知道作者在写这本书，或者知道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即先知道题目，再得到内容，而且读者如何先知道题目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书籍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大且完整，题目传播速度偏慢，内容传播速度极慢。

博客：写博客自然会比写书快，其信息量小，但是单篇文章内容也可以很完整，与书不同，博客在传播速度上的突破是让读者同时收到题目与内容，很少有读者事先知道博主要写什么内容的情况。

微博：写微博更快，信息量小，每个条目几乎没有内容，如果用于交流，那么读者不但同时收到题目和内容，还瞬间完成阅读；如果用于转发，那么就是将类似书籍的题目与内容的传播速度无限加倍，读者先瞬间收到题目并完成阅读，转发者甚至可以加上几句自己的评论，点击链接后又瞬间收到内容。在这一点上，微博转发与博客转发或RSS以及News group区别不大。

这就是媒介(纸，不同的网络工具)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由于媒介自身有限制，对内容的传播就不可能照顾到一切。微博有速度，但是不可能提供完整的信息量大的内容，而通过转发，它却可以间接地提高信息量大的内容的传播速度。

说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很失望，微博不能让普通的你我出名，然而大可不必。首先微博没有承诺让人出名，这就像我们无法怨恨砖头无法让人充饥一样。另外，除了仅作为交流工具以外，正确地使用微博确实也可以给企业和个人带来好处，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因为它的“关注”和“转发”功能，但是它只能是起辅助作用，背后还需要有完整，有逻辑的内容作为后盾，尤其是对一个企业，如果企业网站和企业博客没有做好就使用微博，那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作为工具和载体，微博不算坏，但是纵观大型微博平台排行榜上的“星光大道”，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工具没有被利用好，而且要想把一个工具用偏用坏是很容易的，微博在整个世界的火爆发展接下来引来的就是人们对于“怎么利用微博赚钱”的思考，那么很自然地，电视上的“形象代理人文化”就可能走进微博，让“众星”去为企业“转发”。

因此说，微博微博，是微还是博，那不是微博能决定的，全在用户。

为“新知客”杂志搞了一个专题，4篇文组成，此为其中之一的，内容结构与杂志上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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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文 | 评论(0) | 标签:曼德拉, 总统就职宣言

我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我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

是我们的光芒而不是我们的黑暗使我们震惊。

我们常常自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这么的聪明、可爱、能干和具有传奇性？”事实上，我们别无它选！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小看自己就无法服务世界。

为了使你周围的人感到安全

而缩小你自己不能给人以任何启示。

我们生来就要

为我们心中的上帝增加荣耀！

他不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心中，

他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

而当我们允许自己发光时，

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允许别人发光。

当我们从自己的恐惧中被解救出来时，

我们的风范就自动解救了他人

—— 尼尔森.曼德拉1994年

作者：superlee | 评论(0) | 标签:上海, 世博会, 海上传奇, 电影, 纪录片, 贾樟柯

当得知贾樟柯的《海上传奇》将在电影院放映的消息之后，着实激动了一番。一来因为是纪录片，二来因为影片主题基于上海展开，三是因为影片的口碑还不错。只可惜，还未动身，就发现这部片子已经下线了。票房收入据说只有几十万。

接着传来消息说，《海上传奇》开始在世博会内免费上映。于是趁此机会，总算有机会一睹芳容。世博园已经去了好几回，令人最感动的还不是生命阳光馆内盲人钢琴师弹奏的钢琴曲，也不是人海之中时而可见坐着轮椅撑着拐杖前来参观的游客，而是这部《海上传奇》。

在世博园里观赏《海上传奇》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比，也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边是世博园区内川流不息的人群，有些令人绝望的长队，喧闹、表演音乐、广播通知，声声入耳。而另一边，放映《海上传奇》的世博演艺中心占据了俯瞰两片世博园远景的绝佳位置，却少有游客光顾，而大银幕前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

大幕拉开，影片上演，在导演的摄像机前，十八位受访人开始一字一句的讲述自己、自己的父辈乃至自己的祖辈在上海留下的故事和记忆。

一个棉纺厂的普通女工，说起几十年前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受宠若惊，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位老人讲自己14岁时怎么亲眼看着自己的参加革命的父亲被枪手暗杀。一个饭馆的工作人员讲述因为接待了一位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导演而受到调查。一位大学教授讲述童年时的一天，上学上到一半，被学校校长送回家，准备从上海逃亡台湾。一个上海滩曾经名噪一时的女演员如何在文革中跳楼自杀以及子女的坎坷经历。当受访者王佩民讲到自己的父亲于上海解放前夜被执行死刑，而她一生只能从照片上辩认自己的父亲时，耳边响起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你恐怕很难不为之动容。

就是这样种种发生在老上海的奇异的、悲情的、无奈的、荒诞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幕“传奇”。这些惊世骇俗的经历体验，以及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名字从每个受访者口中吐出时，看上去是如此平静，好像令人早已习以为常。其实对于观众，实则异常迷人。当走出影院时，那些或表情丰富，或毫无表情得有点麻木的脸孔，以及他们讲述的“传奇”故事，还有故事背后的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当影片落幕，再一次走回世博园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强烈反差。你会感到在世博园中，每个人和个体是那么得渺小——比如，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你在工作和生活中拥有多少特权，你都必须和每个其他人一样排队参观，排队吃饭。面对如此多的场馆和活动，你的注意力和精力，乃至意志力是如此有限。你不过就是二十万、四十万甚至六十万参观者分之一。而整个世博会则是国家和集体意志的象征——从申办到建设，从宣传到运行，无一不是整个国家和体制的支持和推动。

而世博会中的《海上传奇》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它展现的大时代背景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有的很特别，也有的很普通。他们每个人命运受到了国家、社会和大时代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他们每个人又用自己的性格、追求和理想反过来改变了这个时代，并且留下了自己浓重的轨迹。

就是这种有趣的对比如此充满着魅力。这里上演的一幕大戏是国家主义的弘扬和集体意识的宣扬，而舞台上的另一个角落，则是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个人精神的关怀。这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一动一静，相互交织，互相融合，最终令人无法分辨区分。那十八个故事和故事的主人公们就好象一片小舟，被置于时代和历史的汪洋大潮之中。究竟应该是舟借水势，还是逆水推舟，其中的答案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套用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来说，那就是I wish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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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天潘 | 评论(1) | 标签:病态反智, 《手机》

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拍摄了一批反对现代文明、崇尚低智商的电影，其中就包括后来用以代表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的《阿甘正传》、《雨人》等经典之作。这类反智电影淡漠智性、知识的价值，而注入了普通美国人渴望的那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放在智商偏低的阿甘身上，就是跑、孜孜不倦却随意随性地跑，最后获得意外却合乎情理的巨大成功；在雨人身上，就是重新获得弟弟的尊重与家庭的温暖。这些电影除了反映出美国人不拘一格的美国梦，以及在新教和天主教伦理下对于家庭的重视，还彰显了普通个体的独特价值。

　　可是，中国人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病态反智”的黑暗之后，似乎并没有学会如何理性地反智。中国的影视作品，也因此无法掌握崇智与反智的微妙平衡，常常陷入一种价值偏执当中。今年5月被搬上电视荧屏的扩容版《手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的窗口。

　　电视剧《手机》嘲讽背后

　　借着2003年冯小刚电影《手机》的高知名度，以王志文与陈道明的“王道组合”为招牌，以融入剧情的毒奶粉、电视选秀、电视讲坛、娱乐圈潜规则等现实问题为作料，轻喜剧《手机》试图在国内再掀舆论风潮，但在面临收视数据时，该剧却表现出深深的无力感：在古装大片《杨贵妃秘史》和《三国》的两面夹击中，该剧热度一般，收视率平平，虽然后来有所上升，但是仍然败给了家庭伦理剧《老牛家的战争》，成了一部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大部分媒体对此的说法是“精英题材、曲高和寡”，殊不知文化上的片面反智也是其重要败笔之一。

　　不妨先熟悉下《手机》剧中主要角色的形象与特征。

　　陈道明饰演的费墨教授拿腔拿调，端着知识分子的架子，自命清高却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比如，一饭店老板慕名给他的搭档、《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一张吃饭可打5折的钻石卡，却只给从事幕后制片人工作的费墨一张打8折的金卡，费墨当场翻脸，在车上还要抱怨半天，末了还说一句“其实我还真不在乎这些小事”；还有一家赞助商给了严守一一台特制笔记本电脑，却没有给费墨，费墨就把植入这个赞助商广告的那期策划给否了，然后还一直强调，不是因为一台笔记本的问题。在栏目组，费墨标榜自己的文人操守，极力抵制节目庸俗化，可同样是他，出门随身携带书稿，一有机会就递给出版社，享受别人的逢迎与恭维。

　　王志文饰演的严守一与费墨性格迥异，他从穷小子打拼成知名主持人，自以为深谙社会生存之道，永远笑容满面，对谁都谦恭忍让，为了留住费墨可以当着下属的面将费老与孔子相提并论，为了通过职业测试也可以当众声情并茂地朗诵电视台领导段大可的破诗。

　　剧中最为恶搞的是，油光满面的段大可一登场就是兰花指造型，动不动就炫耀其创造的诗句，而且将深夜泡艺术院校女生造成的红眼血丝也说成是熬夜写诗所致，还顺带教育了严守一一番：“人总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吧。”

　　此外，严守一哥哥黑砖头（严守礼）和他的喂猪娘们、群众演员刘百刚、京痞型的于文海、很“二”的艺术院校老师沈雪、呆呆愣愣的牛彩云、费墨的妻子李燕，还有严家庄的几个村民，这些人在剧中基本上都以丑角呈现。譬如牛彩云，她在参加《有一说一》主持人选秀时跳了一段《孔雀舞》，其间大摆S造型，披头散发狂舞，像极了芙蓉姐姐。

　　剧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保持良好形象的人物，是抚养严守一与严守礼长大的奶奶，然而她却是最能体现反智特征的人物。严守一每当迷茫之时，只有从“奶奶”这个农村老太太那里才能找回自我，得到启示。随着她的去世，所有人都仿佛失去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于是严守一用矿照灯在天空写道：“奶，想和你说话。”而黑砖头严守礼则悔恨不已，责怪自己不应该去北京创什么业，而应该留在奶奶身边，甘守山村。

　　在这里，“奶奶”成了一位草根式卡里斯玛统治人物，聪明得如先知一般，这样的“病态反智”，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并不陌生。“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诸如此类的用语，就是那个时代的荒诞缩影。只不过这种崇拜的对象，是由草根塑造的、从草根中走出的精英，而不是由正常社会渠道培养出来的。

　　《手机》的大结局，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文化反智基因的存在：所有的配角，最后都不搞笑了，都浪子回头、找到自我，获得了皆大欢喜的幸福生活；只有两位知识分子主角，郁郁寡欢，不得不另寻出路：严守一远走爱沙尼亚，而费墨重归书斋，回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该剧虽然放大了各类小人物身上的丑态，但主要是嘲讽了某类知识分子，赤裸地特写了他们的虚伪、做作与谎言，从而完成了文化人自虐式反智的价值传播。尽管《手机》小说原作者刘震云认为，该剧旨在抗拒泛娱乐时代对人的异化，可事实是，电视剧《手机》嘲讽背后是片面的文化反智，最终沦为精英气息浓重的自恋作品，远离了观众。

　　反智新浪潮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其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其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中国式反智

　　其实，反智的思想一直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与法家汇了流的黄老道家以及法家化了的儒家，也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给反智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遗憾的是，这些反智思想中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意识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与延伸，大部分的最后结果都是，随着改朝换代，那些符合统治集团意志的部分被提取出来作为菁华，然后慢慢扶正为一种“国教”般的主导思想，至此反智论就走入“尊君卑臣”的反智悖论中。

　　而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也存在两种很奇怪的反智特征。其一是它虽然反智力上的权威，却不会催化一种个体主义的思潮延伸，没有塑造出一种底层大众的独立性与个体理性，从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迟迟塑造不成。也就是说，反别人的智了，却没有用自己的智把自己武装起来，还很容易在反完之后，陷入一种虚无状态，然后迅速聚集到另一尊他们自己创造的神的脚下，膜拜不已。

　　这就生动地体现为：当下我们不再轻信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研人员的说辞，但却同时对另外一些人敞开胸怀，从而相信了张悟本“张神医”与他的绿豆、茄子，相信了李一道长“李神仙”与他的把戏和养生论；我们常常戏谑身居名校的教授学者，却臣服于“打工皇帝”唐骏，折服于他的“电脑博士学位”与“西太平洋大学”；在《手机》剧中，则表现为李燕与于文娟不相信医院，却相信想和严守一套近乎上《有一说一》的李时真李神医，而且这个李神医最后居然把费墨的男科顽疾与于文娟的不孕症都莫名给治好了。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反智主义者，往往本身即文化精英，可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那种竭尽全力的挖苦，世所罕见。比如《手机》，放在当下任何一个社会，这部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都该属于精英群体了，但是他们就对剧中几乎所有人都进行了嘲讽、挖苦，只有“奶奶”这个农村老太太是从头到尾的智者，威望极高，连两大主人公都对其俯首帖耳，认真聆听她的人生感悟与训诫。更有甚者，《手机》中角色的嘲讽与戏谑，集中针对知识分子群体本身，顶多涉及一些商业精英，而对于政治精英等权势者，则敬而远之。这种选择性反智，将制作团队的那点小聪明暴露无遗。

　　可是，普通观众更喜欢《蜗居》那种针砭社会现实的直言或更有技巧的影射，而非这种躲躲闪闪、欲说还休的矫情与顾影自怜。是故，电视剧《手机》既难以通过折射现实激发观众的共鸣，也无法像《杨贵妃秘史》、《三国》等宫廷宫闱争斗大戏以猎奇或古典制胜，甚至不如描写“养儿啃老”与家庭内部勾心斗角的《老牛家的战争》来得有吸引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智

　　在中国，理性的反智思维其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会指导个体主义的养成，让民众拥有命运自主的强烈意识——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和自己与他人的联合，靠公民与公民社会的崛起。相反，在集权的体系下，政治精英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容易形成高人一等的思维，由政治精英包办一切，民众丧失发言权，更没有参与权与决定权。“被发展”、“被就业”、“被增长”等各种“被”现象，就是这种局面的生动写照。相比起来，文化精英主义自身的危害有限，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精英主义的帮闲或附庸。当下针对文化精英的反智，顶多算是嘴皮上的肉搏、笔尖下的暴动，没有破坏力，更没有建设性。这也说明，在中国真正有建设性的反智，对象更多的应该是政治精英的集权意识与包办心态。

　　电视剧《手机》，仅仅属于文化精英的窝里反，就像一本结构流水但内容客观的写真集，展示着中国式反智的方方面面。至于这个文化与社会的双重困境要如何走出，又是另外一个庞大命题了。一部片面解构的电视剧，无法承载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或许这也是它遭遇收视窘境的根源之一吧——那些同样有着文化反智倾向的精英们，自然会为该剧叫好，但不叫座的原因，在于它背离了民众。比如从剧中看，农村都是田园牧歌式的唯美场景，全然没有现实中的悲苦与艰难，特别是河南等省农村的现实发展状况，在剧中几乎毫无反映；剧中的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进城之后，都生活得无忧无虑……这也意味着，该剧在片面反智的同时还在远离民众，其最大的意义，只是为早已有之的“病态反智”做了一个不太成功的锦上添花，然后昙花一现地陷入文化精英们自虐式的反智的汪洋大海之中。

刊于《南风窗》2010年第20期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40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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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平 | 评论(5) | 标签:时事观点, 中国, 民主, 社会, 文化

有一部广告片，叫做《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计划在近期问世。它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起，委托给一家广告公司制作，分为《人物》和《角度》两个部分，前者将会在CNN等国际主流媒体播放，后者用于外事活动。也就是说，这个宣传片主要给外国人看，大多外国人看到的是《人物》篇。

这个宣传片首先在国内媒体进行了宣传。看得出来，很多媒体是以一种宣传的意识来报道这个宣传片的宣传——因为那个广告公司的人在拍国家形象宣传片，所以媒体就预设了对他们的肯定和赞扬。我觉得首先应该“公事公办”，一是公开这个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二是想想花这么多钱要干什么。

“国家形象”这几个字，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有神圣化的意味。神圣化的对象很容易抽象化，大家似乎觉得，国家形象是一个可以独立去塑造的东西。不管这个国家的法制环境如何，金融体系怎样，有多少作家因为写作被拘押，有多少公民因为房屋被拆而自焚，又有多少上访者因为申冤而被投进黑监狱，这些都不代表国家形象，我们可以另外做一个东西，掩耳盗铃地说：请大家看看这边吧，这才是我们官方认可的国家形象。

我并不反对拍一些好的东西给人看，但是你只能具体说你拍的是什么，而不能以偏概全，妄称代表。你可以拍一些漂亮的风景，去宣传旅游；你可以拍一些市井文化，去展示民间气息；你拍一个故事，去演绎某种理念。该广告片的总策划朱幼光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形象宣传片，但是每个国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宣传自己。”他举例说，美国没有国家形象宣传片，是因为美国的所有大片、音乐、漫画都在宣扬它的国家形象。的确，美国人老是通过通俗文化，来提倡所谓的“美国精神”。不过，朱先生可能混淆了“形象”与“观念”的区别。他列举那些美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几乎都不是由美国政府拨款拍摄，而且是在宣传一种观念，而不是塑造一种形象。观念是一种追求，而形象是一种结论。

假如真想让外国观众通过这个宣传短片看到中国的形象，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该片自身的形象。朱幼光认为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同，其大众文化目前还没有那样的宣传能力，所以，“必须有这样的宣传片才能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效果”。在短期内达到效果，换一种说法叫急功近利，或者叫投机取巧，这是该片传递给人的第一印象。以为拍一点华美的镜头，购买一些广告时间去反复播放，就可以迅速提升国家形象，这还真是把外国人当中国人了。

再来看看这个宣传片要给外国人看的东西是什么呢？根据媒体报道，“这个30秒的宣传片，最终确定要选取全球华人精英来拍摄,比如李嘉诚、姚明、杨利伟、马云、章子怡等，只要他们的面孔一出现，就能让人联想到中国，是能代表中国的面孔。”不过，就在同一篇报道中，执行制片人苏明霞说，“30秒钟的《人物篇》就是要展现最普通的中国百姓状态，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的。”从后来的报道看，这并非是误报，而是体现了制作团队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边拍摄着名人明星，一边强调普通人的重要，甚至最终在片尾加了一个不够有名的维和警察，就宣称“该片从百姓中来，回归百姓中去”。

为什么要如此自欺欺人呢？因为制作团队心里很清楚，真正在乎这些名人明星的，并非渴望了解真实中国的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炫耀成功人士，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家形象，体现的是一种趋炎附势、成王败寇的心理。我相信在很多外国人眼里，这不仅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还会起着相反的作用。但是我们自己实在是太名利熏心了，拍给外国人看，还是拍给自己看，成为一个两难选择。最后，国家形象塑造团队决定，还是先满足自己吧。

事实上，这整个国家形象宣传项目，结果都会“出口转内销”，“回到百姓中去”。只有我们自己理解自己，无限向往“急功近利”和“趋炎附势”，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同此凉热”。媒体一定会告诉国内民众，通过这个宣传片，我们的国家形象大幅提升了，外国人对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从而，民众也更加坚信，通过炫耀功名利禄，在短期内达到效果，果真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作者：ash | 评论(1) | 标签:上访, 赵亮, 民主, 敏感词

那天看完这个片子快凌晨两点了，关掉播放器后感觉头皮一直发麻，好想手边有包烟，让我抽出一根来，让我吐出一个烟圈。躺床上闭了眼却也久久难以入睡，感觉有好多话要奔出喉咙，却不知从何说起。 被影像弄得辗转反侧对我而言已稀松平常，而这一次愈显震撼与沉重。

《上访》，是导演赵亮花了12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内容聚焦在了上访的人群上。以往在报章上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有关上访的文字，有时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但文字终究不是具象的，我们不知道新闻的当事人当时是怎样的表情，控诉时是怎么的口吻，哭泣时是怎样的眼神。甚至连他们的穿着我们都不知晓。而这一次，影像杀出来，太粗鄙太真实太庞大，像一块巨石扔向你，而你发现没有多余的空间让你逃脱，只能让顽石压制身躯。

影片中拍了形形色色的上访者，来自五湖四海说着不同方言，因为下岗失业、房屋拆迁、司法腐败等等问题而集体涌向萎大祖国的首都，最后讽刺地筑起了一个“上访村”，一个被高楼大厦冷酷拒绝，被高架捆绑的村落。 生活的艰难已经无需赘言，电是稀缺的，水是稀缺的，睡眠的空间是有限的，而白天，被汽车尾气包围，夜晚，被狂烈的冷风掠过。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还要天天去寻找公平、寻找正义，去获得一点点安慰，而往往结局是被严拒，被驱赶，甚至被殴打。而看起来，他们从未想过要放弃。一边看电影里不断闪回的黑夜我一边自嘲:中国人的命是那么硬，却又那么贱。

就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上访其实是维权通道里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一方面它是矛盾的集合体，各种伤痛、苦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纸诉状，投向官方，地方不行，那就上中央。 另一方面它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官方，它仍相信政府会来解决他的的问题，会给他答案，而不像其他的以极端的方式（甚至抛弃生命）来获取自己的权益。 这便形成一种痛苦的对峙，牺牲了时间、工作、亲情，你会愿意等待一个似乎没有终点的结果吗？ 影片中最让我寒心的一幕，一对上访的夫妇，来北京已经有17年了，最终因为上访无果而选择卧轨自杀，镜头拍到了被碾碎而散落四处的尸骨，一块头皮，半个手掌。如果说海子的卧轨还多少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那这对夫妇的卧轨，其实是这世间最绝望的冰凉。 火车依然穿行如往昔，血迹也会消退，但痛苦依旧。

更让人忧心重重的是来自地方的“精良截访部队”，而就现实的情况来看，这部队愈演愈烈，截访手法也层出不穷，招招致命。地方对矛盾的调合显然失去了理性与智慧。

影片另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跨进新世纪那一年，当全中国人沉浸在除夕佳节的喜庆氛围中时，有几个老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寒风肆虐的空地上，对着前方不远处的一台破黑白电视机收看春节联欢晚会。信号不好，图像模糊，而主持人们口中说的节日祝词也变得虚弱与飘渺。繁荣与祥和从来不是拿来歌颂的，它应该是你我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人轻松的表情、灿烂的微笑，真诚的谦和，它会自然而然从你我身体里散发出来。我当下意识到，那一年的除夕夜我在干什么？ 受了冻还是饿了肚子？ 从来没有。

从小到大我们被告知被教育：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所有人。但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富起来的人绑架了权利和利益怎么办？ 社会缺失了公平，产生了矛盾怎么解决？

看完这片子让我一下子想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困惑，我不仅怀疑这个世界，更怀疑自己。我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中国人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命运到底被怎样安排着？我对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度的人们真的了解吗？

但我想，至少还有人在努力着，昨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敏感词获得了敏感词。可能很多人认为这又是一次西方世界的一处政治秀，但我不在乎，因为身处围城的我们，知道自己想要的什么，渴望的是什么。还有更多人在努力。科学智慧的土壤才能孕育坚强自省的花儿、蝴蝶，乃至云朵。我期待更美好的未来，不仅我们这一代，更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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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赵亮访谈

记者：国际版与国内版（导演版）有何不同？

　　赵亮：国际版浓缩得厉害，很多事没点透。国内版五个小时篇幅，还是很细致的。我觉得这个影片国人会更爱看。

　　记者：片子剪出来了，但主人公故事还没完，接下来还会继续拍吗？

　　赵亮：这个已经伤着我了，身心受到很大的压力，太痛苦了，后来有一段我再去上访村都不拿机器了，即使再好的素材也不想拍了。

　　记者：为什么痛苦？

　　赵亮：拍摄过程很煎熬，拍摄和制作从来没有给过我快乐。上访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距离，那些上访者的生活太不正常了，不上访至少能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觉得他们不上访会更好？

　　赵亮：有些人他没办法放弃，因为只有这条路能寻找希望。也有人已经上升了精神境界，这些精神是在泥土层里升华起来的，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一些理念容易在头脑干净的人中产生。

　　记者：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赵亮：像老潘，就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来到这里，在家里生活没有作为，他想产生意义。新一代上访人会考虑经济利益，但老一代有精神追求，要求促进当代的法制建设，获得经济补偿之余，他们更希望维护社会公平。现在的上访主要以经济手段作补偿，像老韩，不给钱我就不走。

　　记者：关注这个群体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对上访有什么认识？

　　赵亮：拍《上访》相当于上了一个社会大学。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可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带来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上访来源。

　　记者：艺术家跟政治的关系很微妙，你怎么把握这种关系？

　　赵亮：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思想的呈现。我是个简单直接的人，周遭的环境对我有最直接的影响。我通过纪录片表现周围的事情，之后才会考虑它表现的形式。如果你做一个作品跟你没关系，那很不真诚。

　　记者：你的作品，无论是《罪与罚》还是《上访》，冲突性都比较强的，你的选题标准是？

　　赵亮：我不说我关注政治，但我关注民生。我不太喜欢拍风花雪月的故事。纪录片能够承载历史，在中国当代，它的纪录功能还是能体现民生的。

　　记者：同样题材，你的拍摄手法和呈现方式和别的导演有什么不同？

　　赵亮：我不太主张拍新闻的感觉，艺术还是应该优雅地表达。如果拍摄手法能传达出电影本体的语言，艺术语言的魅力会更专业。现在很多艺术品良莠不齐，如果只为了谋生，我觉得比较卑劣，像前两年搞当代艺术的一些人。

　　记者：有人批评《上访》视觉过于单一。

　　赵亮：我可能会更注重情感式的表达。上访村确实有精神病人，但可能几万人才有几个，几十人里头就提一个的话，比例就提高了，会误导观众。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客观，选择素材和人物肯定融入了导演自己的价值观。我不喜欢拍摄者只是看，像动物世界那样，摄影机和动物没有交流。拍记录片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耗自我，因为你在陪别人生活，自己的生活被放到了最低的位子，这个代价非常巨大，如果还要拍我不喜欢的人，代价更大。

作者：王志安 | 评论(4) | 标签:高铁, 排队, 效率, 管理

每次乘坐高铁从北京去天津，我都仿佛置身盗梦空间，在不同层次的梦境里穿越。京津高铁不愧是中国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高速铁路，那叫一个先进。350公里的时速，29分钟从北京就到了天津。可一出了检票口，立即从太空时代穿越五层梦境回到侏罗纪。只见出租车站前黑压压的人群，提着大包小包在围栏里慢慢蠕动，队伍的长度一眼望不到边，半小时能打上车相当幸运。那叫一个堵心！每次挤在队伍里我都在算加减乘除，没有高铁的时候，火车从北京到天津1个小时，铁道部把京津火车的运行时间缩短到半小时，花了133个亿，但这辛辛苦苦节约下来的时间，在出站不到300米的地方，就全都找回去了。真是一声叹息！

如果说天津站的出租车等候区是侏罗纪，那北京南站也好不到哪去，至少也是白垩纪。这两个火车站都是专门为高铁修建的，两厢加起来，又是100个亿。里面的硬件水平绝对国际一流，第一次去的时候，还以为到了飞机场。眼下北京南站和天津站通车的高铁数量都有限，离设计能力还差得远，可刚刚开始操练，离港出口就堵成这样，再过五年，全国1.8万公里高铁全线完工，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咱们的高铁速度已经把欧洲和日本甩在了后面，连美国人都要破天荒拜咱为师，可这配套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呢！

如果非要为先进的高铁工程呈现出来的低水平陷阱找一找客观原因，那就是当初设计停车场的时候，缺乏通行效率的优化考虑。只要你曾经在北京西站北广场盘旋式出租车进站口被绝望地堵过，那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出京津火车站这样高水平的出租车等候区，您就不会感到意外。另一个原因，是管理停车场的人只把维持秩序当做目标，没有试图通过管理提升效率。现在的排队方式，是出租车进站停稳后，协管员放行一定数量的旅客。旅客装上行李上车，车辆依次出发，然后下一批空驶的车辆再进入载客区。如果仔细观察，在乘客上车的这段时间，通道内是没有车辆出行的。也就是说，尽管出租车和旅客都在排着长队，但出行口的通行能力至多只利用了一半。

其实上述问题和全球第一速度的高铁相比实在是小儿科，解决起来既不需要引进外资也不需要科技攻关，具有高三的数学基础稍微动动脑子就行。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人流和车流分别在两个通道上排成两队，两队旅客之间用地下通道或者人行天桥连通。A队出发的时候，B队载客上人，B队出发的时候，A队载客上人。如此一来，出口通道的效率立马就提升了一倍，人员疏散的速度也会提升一倍。如果维持一条车道载客，也至少有两种方法提升通行效率：方法一，在五十米的载客区内设置至少四个旅客进口，旅客分四队排列。这样乘客上车的时间和单通道相比，至少可以提高四倍。虽然通行口还会有停顿，但停顿的时间会大大缩短；方法二，排队的出租车停靠到载客区内不要单向依次排列，而是弯向侧面的泊位里，泊位前行方向可以直接出行通往出口，这可以提高车辆离开等候区的速度（上海虹桥新机场就用的这个方法）。这两种方法如果组合实施，效率会进一步提升。

上述这些方法，要么需要花几个小钱（我估计有几百万打住了），要么干脆不用花钱。最需要的，是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而这，拥有全球速度第一的中国铁路，可能还真没有。北京南站的通行效率低的原因，说出来简直能把盗梦的人气醒。南站地下有两个停车场，东西两边各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启用了其中的一个，所有的出租车全都挤在一边。只要把闲置的另一个地下停车场启用，即便仍然使用目前这种笨到家的管理方法，也可以立即提高一倍的通行效率。他们勇于坚持错误的做法，说他们缺心眼儿估计都没人信，真正缺的，是为乘客着想的一颗红心。

就在我大半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中国的高铁再次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行记录，时速达到了416公里。我在想，为什么铁道部不遗余力地花巨资在速度上创造纪录，却不愿意免费提升停车场的通行效率？我闭上眼睛努力穿越到梦境第十层试着猜测一下，把火车的速度整得和飞机差不多，上面有嘉许，媒体有报道，领导也有面子。但是，费脑子提升停车场的通行速度，谁看得见？至于旅客的感受，反正我是用全球第一的速度把你从北京送到了天津，下车之后你就是堵上一千零一夜，也不影响我的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你还要一根筋地接着问我，伟大的铁路部门为什么会这样分裂？唉！这原因地球人都知道，不说也罢！

作者：刘光头 | 评论(3) | 标签:公民社会, 信息, 追求, 交流

结束珠海的两年大学生活之后，我搬到了南校区，这是两个环境差别很大的地方。

中大的珠海校区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有着十分不错的自然环境。干净的天空，大城市的人们应该没有理由不羡慕。不急不缓的海风使得它不至于太热，也不会太冷。更重要的是，它远离喧嚣的城市，在地里上算得上是与城市隔绝。

对于我这个不喜欢逛街的人来说，在珠海的两年过着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尽管有互联网，但是我依然没能很好的利用它，它不能使我与外界取得更多的联系。

那时候，我只玩QQ空间，不逛任何社区和博客网站。

那时候，我依然喜欢看课外书。就在那段时间，我首先是将王小波的作品看了个遍，只叹相见恨晚。也许是它的东西符合了一个叛逆青年的特性，小波文字里透着的对自由的生活和人之智识的向往，都使我入迷。

如果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为之付出所有，那就是精神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

在我这里，王小波不只是几本书的作者，他向我展示的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为之陶醉。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埋在心底的种子，完全“与世隔绝”。

到了南校区，一切很快发生变化。

环境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变了，人的行为方式也变了。

中大的南校区，处在广州这个城市的中心，与繁华的商业仅仅相连，与活跃的社会文化也紧密联系着。对我来说，后者非常重要。

机缘巧合地，到了南校区之后，我开始使用twitter，开始玩牛博国际，开始去与学校和社会上的人们联系，与他们交流，与他们讨论问题，去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你经历过太久没有思想交流的悲惨境地，你将明白，能与有学识的人谈论思想交流看法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当一个不愿过着猪一样生活的人找到一个不再只是谈论女人，不再只是谈论吃喝拉撒睡，不再只是扯无关紧要的事情消磨生命这样一些无聊的事情的环境和条件的时候，他怎么会继续去过以前的那种生活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过三次以上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你将更能理解这一切。

在网络上找到有着某些共同爱好的人，然后在生活中去与他们见面交流，然后与志同道合的人做一些不那么无聊的事情。而当一个人开始对这些事情投入的时候，他开始找到更大的乐趣，遇到更多的朋友，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原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有想法的，只是他们同样出于对环境的不了解，所以一直“隐藏”了起来，直到一个偶然的或者说必然的机会使得他开始与一些人接触，从此他的人生开始改变，开始向着他喜欢的方向发展。

路，总是越走越宽；不走，就会变得狭隘。

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现在，我已经从一个只是一味叫骂的愤青，开始变得平和，变得理性，变得温和。这是说，我开始变得愿意用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做事，去说话。

但我依然保留着很多不羁，依然保留着很多愤怒，依然保有激情。由于接受的信息不一样，很多我看来是可能的事情，身边的人会认为不可能；很多我见到的东西，他们没看见。而这些会导致一个人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别，认识和看法也就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两种人交流起来多半只有一个结果，不欢而散。

慢慢地，我开始学会判断一个人所掌握信息的量，去选择与他们谈论什么。对于那些获取信息比较单一的人，我会只跟他们谈论某个共识性的话题，免得浪费时间和体力。

就这样，一个人的圈子在形成，一个人的形象在再造。

于是，人们开始叫我刘光头。

刘光头给人的印象依然比较激进，只是他在不断的追求着平和与理性，在追求着公民社会，试图以一个公民的方式去生活。

说了很多很多，关于公民社会，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只是说起来好听做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我只是想用自己去验证一下，只要一个人愿意付出愿意努力，那么到底能不能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我正在做这个实验，用自己做这个实验。

与其在荒诞的意识形态下生活，倒不如用自己做一个实验，好好的玩一次。我知道这是一项很高级的娱乐活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模仿。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很脆弱，而人的理想和梦想更脆弱。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切就更加的脆弱。

然而，既然注定终将是一无所有，何不去疯狂的玩呢？说不定就真能成功呢。

然而，无论未来如何，去追求自由而真实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最吸引人的。当然，前提是你要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喜欢过猪一样的生活，无论他们是真心喜欢还是假意喜欢，他们都一直牛逼哄哄地坚持那样说着。

对于固执的人，不要去和他说，要做给他看。

现在，我就想过一种像公民的生活，于是我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如果有一天折了翅膀，那就改道呗。

现在认定的，就去追。

显然，你已经看到，我要追的不是政治，而是一种自由的生活，一种公民的生活。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

作者：五颜六色的熊 | 评论(7) | 标签:英雄, 傻瓜, 自由, 刘晓波, 诺贝尔

整个10.1假期，在共和国的电视台上，先是不停的播放自己夸奖自己的陈词滥调，而后就开始播放解放海南岛这样利用旧日丑化手段攻击国民党的影片，而且在丑化的艺术功底上，有所下降。

在10月7日去了世博会，人据说是近期最少的一天，但依然很热闹，去了很多浦西的场馆，感觉有些场馆很有意思，比如城市足迹馆，里面就有人类城市的足迹，其中城市发展厅翻版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的好和坏的政府，就很有意味，但是这样的馆却游者寥寥。而排队进了航天馆，无非是看了一场3D影片，第一段是讲一个小孩子在对于技术无知的情况下利用肉搏以性命为代价，拯救地球，这让我想起闪闪的红星和非洲的童子军，我不由得非常愤怒，第二段是讲万户的那场没有理性论证条件下的盛大焰火，在那场焰火中最为理性的，居然是一只猴子！我看完后不得不提醒孩子不要学习这样愚昧的行为，引来很多人侧目。

这样的无聊在名不符实的思科馆也同样存在，我在愤怒和无聊中不由得拿起手机，上网看1510上面的文章，这样的入乡随俗，令人愤怒，并映衬着秦晖的那种论调，他把世界当作一个连通器。但是我认为，其实思想之间的鸿沟，并不像经济学家想得那样简单。在世博中我发现，被称为小白菜的志愿者们的服务热情和亲切度以及素质比较高，但是公交车司机在被询问的时候那幅带搭不理的腔调，比利时馆中红衣女郎的毫无基本礼貌，也同样存在，这并无直接的制度原因，而是出于群体素质。

在10月8日的早上，在这个共和国的又一个黎明，我于凌晨5点55分再一次被旁边工地上那敲击钢铁的响声惊醒，同样被第100次惊醒的母亲不由得失去了矜持，破口大骂，而我发现这比我频繁的报警还要管用一些。但是趁着早上阴凉干活的工人，到了上午10点30分，却停下来休息，于是这一天安静了。对于那些工人们，他们出于农村下田地的生活习惯和利己的考虑，要避开天热的时候，但是他们却不考虑周围更多的他人的基本生活习惯和最基本的休息权，这也不是出于直接制度原因，而是古老的自私和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但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城乡户籍割断制度下面，农民对于城市缺乏感情，这种隐含的恶毒的基础是先天的不公，这归根结底又回归了制度因素。

这简单的景象，在高科技的社会中衬托出的精神实质，却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谈论的法国社会现实充满一致，朴素而不意外。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想要团结中国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很容易的，那就是说每个人都爱听的话，去肯定一切的无知愚昧，赋予他们尊荣与价值感，这是与诱拐小朋友同样的勾当。这样的人虽然很恶毒，但是比较受普通百姓的欢迎，因为人们对于不必提高自己的修养，尤其是不必自律就可以得到的肯定，是很欢迎的，这就是毛的骗术成功的心理根源。

其实，这就是人们懒于思考，所以容易受骗，这倒是有些归咎于老庄那派文化和农耕文化，勤于劳作，但是懒于思考，所以也很容易被欺骗、奴役和统治。有时文化坚守虽然在气节上值得尊敬，但在理性上有对有错。但还有一种坚守就是懒惰无知对于他们现状的坚守，那更加的顽固，因为文化坚守的好处是可以通过研究和思考进化，而懒惰无知会导致退化与毁灭文化发展，我认为在这点上，中国文化是极权产生的帮凶。

在中国，很多人把理性批评这件事情看成侮辱，领导们因为地位敏感，所以这样的蠢态毕露比较突出，这是晚清因循守旧同样的思维，其实也是毛氏思维。于是在结果上，贱民虽然是1984中老大哥刻意制造的结果，但是可悲的是当贱民们自觉维护老大哥制造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会被另一个愿意肯定他们的骗子所利用。在实践中，温和教育遭到抵制，而极度戒律被简单的当做压迫，近代教育方法上，胡适的循循善诱和鲁迅的无情批判，虽然走的路线不同，但并无目标的不同，可是都走向了极端。对于比较幼稚的群体，应该像教育孩子一样，是在批判的时候加以劝诫与激励，鲁迅们和胡适们如果不吵架而是分工，那样才好。否则当方法不当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对于批判和被自省都以侮辱判断，那么改革者确实都是错误的，这样的心理就是中国2000多年黑暗史的延续根源之一。批判者在着眼未来的时候，被批判者要维护他们的面子，而不是去像日本那样知耻而后勇，中国的落后，本就不应该怨天尤人。

在这样的心理文化因素之下，在这个国家，古往今来，做改革者，做英雄人物，都是很危险的，而且在他的当世甚至历史中，都不被肯定。中国推动历史的人物，常常缺乏自律，算不得英雄，而称得上是英雄的，往往不是被出卖、诋毁、诬蔑，就是在民众的毫无历史价值的同情中死在牢狱当中、或者被砍头，甚至是凌迟与鞭尸。

但是历史还是在缓慢进步的，努力致力于公民教育的许永志，在清代早期难免被砍头，在清晚期也还有牢狱之灾的危险，到了民国也可能被黑社会与权贵骚扰，但是今天他至少没有黑社会的麻烦。但是中国99%的国民，都不会学习许永志他们去身体力行，但是中国90%的知识分子，会在内心中去认同他们，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播牢骚，这也是一种力量。

听闻刘获奖后，我觉得这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褒奖，而是在中国一再出现这类状况后，诺奖委员会根据他们尊重非暴力的原则，给中国促进民主人士们的一种外部声援，这种文化认同的力量，要在内部积蓄到强烈深沉之时，才会得到人类共同的肯定。虽然很多民主派别，对于刘的宗旨和对监狱环境舒适度的肯定不舒服，我也觉得始作俑者之一出身团系的张祖桦自由无损很奇怪，但是这如果是迷雾重重，那倒也是一个投石问路的信号，诺奖奖励的是这样的精神与价值观，不仅仅给当局一个很大的挑战，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契机去解决问题。

刘比起历史上的英雄们，要幸运不少，因为中国的英雄们在百姓的世俗教育中，往往被当成不能模仿的对象，成为逞英雄的傻瓜，在内部死气沉沉的环境下，他们的壮举并不能成功。而在流行实用主义的今天，在连毛派也要挟洋以自重的情况下，诺奖对于非暴力原则的肯定，让我们的英雄们有了新的出路。至少在世界历史上，无论当局今天是否肯定这个普世价值，他都已经无路可走，如果当局肯定他，那么将要自我否定，而如果一如既往的否定之，那无非是关闭非暴力的大门。

好处在于，我们的英雄们，无论他们走什么样的路线，是温和的改良，还是要用暴君的血浇灌宪法，我们的英雄们在今后都将不再是封闭体系内的傻瓜，他们将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英雄，因为文化肯定，不是自我陶醉就可以得到，更远非政府所及。

作者：陈是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在权力还没有找到良知，或者说还不愿意拥抱良知之前，指望房价下跌是不理智的，是对中国问题的肤浅的、幼稚的、一厢情愿的理解。

很多人，包括一些地产领域，经济领域的良知专家，纷纷抛出这样那样的言论，房价多长时间内将下跌多少，等等，这种良好的愿望我举双手赞同，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也正是所有有良知的希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希望苦难的劳苦大众能够居者有其屋的中国人所希望的，甚至是所梦想的。但是，期待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而现实是什么呢？尽管有中央政府据说是史无前例的地产调控力度，但是有谁知道这种政策的决心和可持续性的成色呢？况且，这些政策面对的是以房地产暴利为前提的官商勾结，狼狈为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饿狼扑食般的疯狂呢，君不闻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咒语吗？

马克思曾说过，在暴利的驱使下，资本将会甘于冒杀头的危险。何况，中国的现实是，官与商的强强联合，近乎于“绝配”。这是怎样强大的势力，这有怎样强大的动力！简直就是公权力支撑下的公然的掠夺。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会出现面对着自焚的抗争，强拆的铲车依然轰鸣，甚至将阻挡者活埋这样的疯狂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你难道还能指望权力主动去发现良知吗？在权力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监督和制约，在有着发展经济这样足够强大的理由的支撑和护佑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成为房地产狂飙的障碍呢？

然而，房地产真的能够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吗？中国房地产真的有那么大的“刚性”需求吗？

且看这是怎样的“拉动”，是怎样的“刺激”吧。

此前，有媒体爆出中国有6540万套商品房处于闲置状态，足以安置两亿人居住，这引起了全社会广泛而强烈的关注。围绕于此，各种相关说法熙熙攘攘，纷至沓来。压力之下，国家统计局终于不得已做出了回应，要在全国各重点城市，重点区域进行住房空置率的抽样摸底调查。这样的调查能否查出个所以然来，民众心中没有底，我想，统计局的心中照样在打鼓。所以，这样的调查不做也罢！

在中国，就是孤陋寡闻如普通的社区居民对房地产也一定有着十分直观而真切的感受，例如，你所在的小区的入住率，你所在的社区有多少业经规划而长期闲置的土地等等，总之，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已经到了必须直面的时候了。

房价的疯狂使得升值的预期更加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使得更多的投机资金不断非理性涌入，加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房贷和地产业的倾斜，炒作之风一浪高过一浪，泡沫越吹越大。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大量商品房长期闲置（实际上就是巨量资金的闲置），而且在房地产的这种虚假繁荣的带动下，很多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建材等本应直面危机，进行适时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效率提升，产能调控，却也跟着房地产狂舞起来。

这样就把本来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较为轻松度过的阵痛期无限期后延，将今天的产能过剩留给了明天，将今天的矛盾留给了明天，而且这些矛盾注定了要在明天以更大的能量爆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并且正在绑架着中国经济走向万劫不复。最终的结局是，成片成片的烂尾楼，不计其数的没人入住的空置房，房价暴跌，银行坏账剧增，部分银行不堪重负而宣布破产，信用下降，金融恐慌，众多相关行业纷纷衰落凋敝，经济全面萧条。还有，在地产财政滋润下的各级政府早已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作风，习惯于过阔日子，大量政府债务也将浮出水面，更不用说因此而造成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不作为，乱作为的丑陋甚至罪恶的行政作风将使行政体系的运转难以为继。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与其说是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问题；与其说是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个良知问题。社会的发展，疯狂的GDP难道仅仅是要供养一个没有节制，阔绰大方而没有效率的政府吗？抑或是应该真正的躬下身来踏踏实实的改善民生，提高国民待遇，提高人口红利，让国民切实的感受到幸福和尊严呢？我想，只有良知才能给出正确合理的答案。而且，房地产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呢？是定位为一种可供炒作的资本品呢，还是应该得到政府普遍关注甚至干预的生活必需品呢？解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良知，而且也只需要良知！

当一个国家的多数公民倾其一生都不足以换回一套住房，银行系统还在向第三套房优惠放贷的时候，显然，良知缺位了，甚至道德也不见了踪影。因为就是白痴也能想明白，第三套房子显然不是用于改善自我居住条件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多年前就超过了国际普遍认可的警戒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当普遍的国民想要有个家都成了奢望和梦想的时候，当一套房子就足以消灭一个中产者时，刺激消费，国民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也必然成为一个泡影。

到那时，地产财政怕是也吃到了头了，权贵们，有产者们难道要抱着成片的空荡荡的房子畅想未来吗？

所以，拥抱良知吧，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然，回到良知良心的轨道上来可能会有阵痛，因为这是在为过去的错误和疯狂买单。这一天迟早要到来，与其大痛，不如小痛；与其长痛，何如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