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丁通讯 | 评论(0) | 标签:财经看点

大盘水平震荡向上，低开高走。上证指数今日涨46.62点，涨幅1.58%，深圳成指涨320.93点，涨幅2.54%。纵观盘面，上证指数今日低开开盘，其后围绕2950点上下一直震荡，直至临近收盘被拉起，最终收于3001.85点。深圳成指上午走势则强于上证指数，并且今日中小板个股走上台前，深证成指最终收于12970.20点。

上交所今日829家个股上涨，79家个股下跌，深交所1088只个股上涨，74家个股下跌，沪深两市共有56只个股涨停，热点为IT板块个股和创业板个股。分类指数上，创业板指，传播指数，IT指数，建筑指数，农林指数，机械指数涨幅居前，均超过4%。地产指数，运输指数，金融指数，超大盘，水电指数则排名垫底，但是只有运输指数和地产指数涨幅未超过1%。今天是中小板个股的一天。

信息面上，进入9月薪基金审批提速，这将为市场提供更多后备资金，但是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新基金审批并不代表它们马上就会入市，对市场影响只是心理层面。昨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闭幕，并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从会后发布的公报来看，之前寄望许多的政改并未有突破，经济改革则仍老调重谈，也没有太多内容。今日消息面仍然平淡。

量能上，上证指数全天成交1991亿元，比昨天明显缩量，深证成指成交1374亿元，也比昨天明显缩量。300金融指数，巨潮40和地产指数缩量则更为明显。量能分时图上看，上证指数早盘震荡缩量为主，尾盘略微有资金进入做多。深证成指则出现明显资金进入中小板个股迹象。即便如此，今日缩量可以做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前期进场资金在大盘股回调之际，有一点沉淀，抛压并不沉重，另一方面，大盘继续向上，目前资金缺乏做多热情。

K线图上，上证指数收带下影线中阳线，但未创新高，深证成指收类似K线，但创出新高。巨潮40指数，300金融指数和地产指数也未创出新高。结合缩量来看，大盘股进入技术休整期，中小板个股重新抬头，导致了今日深证强上证弱的局面。而伴随着大盘股的技术修正，大盘后市将在3026.10点到2830点之间做小箱体震荡。

均线图上，上证指数10日MA均线今日上穿200日MA均线，今日上证指数也在5日MA均线处遇到支撑，300金融指数第三天站上200日MA均线，突破有效，地产指数第二天站上200日MA均线，也即将确立突破是否有效。各大指数均线仍呈现出多头排列趋势，随着中小板个股的活跃，牛市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

另，就中小板综指来说，今日中小板综指收了一个光头光脚长阳，不少压抑许久的中小板个股也开始爆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仅凭今天一天的走势，仍不能完全确定中小板个股的行情即将展开，因为今天中小板个股的量能偏小，所以，明天才是更关键的一天，中小板综指如果能放量吃掉昨天的阴量，那么，中小板继续新高指日可待，否则，仍要视市场情况而定。让人忧虑的是，今天只有创业板指，创业板综和传播指数出现放量，所以，明天仍要继续观察。

总体而言，今日为中小板个股恢复荣光的第一天，大盘股开始调整，但是由于前期大盘上涨动能仍在，大盘在盘中出现了5分钟级别的反弹，加上中小板个股的上行，盘面一改上周多数惨绿局面。不过，明天仍为关键，需要注意中小板个股是否持续放量，同时，对前期涨幅过大的中小板个股和大盘股应有警惕之心。个人预计明日地产指数可能会有所表现，中小板个股仍会表现，同时，大盘股冲高后仍会回落，并在上面所说箱体内震荡，但盘面不会太难看。

今天一天都在外面，刚才才回到家，现在才更新，有些抱歉哈，汗。

作者：王馨语 | 评论(0) | 标签:媒介学, 科技, 技术, 文化, 口头文化, 神话, 故事, 传说, 社会, 原子弹, 无知, 微波炉

上世纪70年代，在欧美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或者说是故事模型：一个小男孩在自家的园子里玩，不小心用灌溉用的水管喷到了自家的猫，猫浑身湿透，小男孩担心被父母责骂，就将猫放进微波炉里，以期烘干。然后…猫爆炸了。

此类故事经常出现在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情节各异，但是大致上总是某某人（多为小男孩和中年妇女）不小心弄湿或弄脏了宠物，然后愚蠢地放进某种机器中（微波炉，烤箱，洗衣机），而最后动物以非正常方式死亡。

顺便说一句，我写东西喜欢绕弯子，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不管喜欢还是讨厌，我想礼貌地说一句：我爱怎么些就怎么写，消费者都不真的是上帝，何况读者，没有钱不要紧，写东西的人如果再没了自主性，那就完了。作者写作抱着上帝传授启示的精神就对了。

就好像今天我打算不绕。我想直接说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故事中看到些什么，上文中举的人，动物，机器之间的故事只是各种各样故事中的一种：

这样的故事常出现在技术革新比较频繁的地区，而且在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的换代器比较常见。故事中首先最重要的地方是动物的非正常死亡，原因在于人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天然的担忧和抵制，惯性在这里表现的十分突出。事实上，除了“听说”，谁也不能验证用微波炉烤猫，猫究竟会不会死，怎么死，电视上的科教节目也不可能做这样的试验。微波炉诞生之初，新技术的代言人们告诉公众，不能往微波炉中放金属，带壳的鸡蛋，或者是带皮的食物（如西红柿），否则就会爆炸。对于普通不过的西红柿，它在炒锅中，在烤箱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都是熟悉的，突然听说这么一个普通的食物在一个“家用的器具”中会爆炸，震撼的效果可以最大化。试想你在微波炉中烤了一个西红柿，结果它确实爆炸了，第二天你告诉你某个朋友这个事实，由于你一贯的严肃，他对你说的话深信不疑，但是直到他亲自看见西红柿在微波炉中爆炸，他都始终要经历思想斗争。我把这一段中的现象称为(A)现象，后面会再用到。

假如我们将微波炉同原子弹对比，那么更加具有神秘色彩的是前者，这似乎很难以置信，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能够造成神秘的因素，那么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

－尽管原子弹能让几万只猫同时爆炸，但是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我们是见过的，在电视上，见到了原子弹的爆炸效果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在意大爆炸中的猫都是怎么死的。而微波炉虽然只能一只一只缓慢地屠杀猫，但是任何一个过程我们也无法看到，不管在微不足道，看不到就足以产生神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科技都是在战争中被发明的，因为在战争中，伦理的约束会完全失效。同样，如果上帝现身，那么可能很多人不会再相信他，他的力量来源之一就是人们无法看到上帝。

－原子弹的能量体现为可见的火和烟，而微波炉的能量是波，是看不见的。强大到能摧毁城市的原子弹，只要其能量体现为我们了解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在意，而需要几分钟才能加热一杯牛奶的波，因为我们看不见，就产生了无穷的魔力。除了微波炉的波，还有电波，它产生也故事也有很多，“午夜凶铃”出自电话，电视中也常有鬼钻出来，但是没听说过哪个人收到的信的信封中爬出来什么吓人的东西。

此处为(B)

此类故事属于口头文化，同我们古代的神话传说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惊讶的是波，而古人惊讶的是火烧云而已。口头文化不像文字文化有据可查，有时间先后顺序，在口头文化中，我们听到的总是故事的最后版本，而且故事的变化随着传播增大，每个人在听的时候，这个故事在当时都是最后的版本，而且没有人可以知道之前的那些个版本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定会认为，口头传播中一切都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故事传播的过程也是故事社会化的过程，是它逐渐实现社会功能的过程。如果一个故事的传播次数很大，我们就能从其中发现规律，传一次两次的不行。比如说我们这个故事，它最初的内容如何，我们不清楚，但是绝对不会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实际上确实有记载这个故事有过其他的形式），那么很可能最初的时候犯错的是一个小女孩，或者成年男子，也许烤的不是猫，而是鸡，也许鸡是窒息而死而不是爆炸…但是最后这个故事变成小男孩，猫，爆炸，那绝对并非是偶然，它满足了社会功能，即“将一个故事扔进人群，群体智慧会让这个故事达到社会化最大值”：

为什么是小孩：因为体现了父母的权力不可侵犯，小孩不可以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玩水管，弄脏猫，动微波炉－－－否则后果“严重”－－－这是一个社会需要

为什么是小男孩和水管：请读者想像一下一个小男孩拿水管的姿势，水管的外观象征了男性生殖器，水管喷水的特性象征了射精，小孩用水管喷水象征着手淫－－－性早熟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否则就必然会犯错，喷湿了猫

为什么是猫：在西方语言中，猫这个单词也多指女性生殖器，不必多说。此外，是猫而不是鸡，因为现代社会区分动物和宠物，吃宠物是不被社会允许的

为什么是爆炸：凡是违背了社会准则的行为，都会收到“严惩”。烤箱是从外向内加热，因此会产生外焦里嫩的效果，而微波炉是从内向外加热，所以对于带皮的，封闭的东西，由于内部高温压力产生爆炸的效果，猫并没有完全隔绝空气进入体内的外皮，因此是否会爆炸实在难说，内脏也许会。

此外，此类故事中的主角还经常是中年妇女，因为社会还普遍认为，面对技术，男人比女人和小孩更有能力，而且能把家用电器使用出这么大问题的妇女一定不是一个“贤妻良母”，社会是不喜欢的。

此处为(C)。

此外，对于我们看见过爆炸场面的原子弹，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原子弹是否能摧毁地球很难说，但是主观地认为它可以，或者刻意宣传它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好。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拿来一挂鞭炮，拆成一颗一颗的，然后一个个地去崩一块砖，那么一万颗这样的鞭也无法将砖崩碎，摧毁地球的不能是无数个小量级的原子弹，而只能是一颗超量级的原子弹。核战争能够摧毁人类，但是无法摧毁地球。在这个意义上，原子弹的故事同微波炉的故事异曲同工。今天维护世界和平的不是人，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而是原子弹，止戈为武，武为止戈，最危险的原子弹是安全的保障。

让我们总结一下此类故事的三个阶段，然后再做引申：

科技（或文化或社会）革新造成的普遍无知(A)－>真理或真实的不可见性(B)－>随传播而逐渐获得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C)

然后让我们再看看这三个人物：耶稣，孔子，马克思

耶稣和基督教：屋大维的表面共和，内在专制的罗马帝国初期(A)－>一神论上帝的不可见(B)－>给犹太教中添加一个上帝的儿子，通过口传，与罗马帝国联姻，满足社会需要后教廷的建立使这个社会约束能力持久化(C)

孔子和儒家思想：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分裂到统一的过度，权力分散到中央集权的过度(A)－>仁义礼智信的虚无缥缈(B)－>与汉武帝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结合，流传到宋朝朱熹那里的时候，社会功能达到了最大化，但是很难说还是原来的“故事”了(C)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完成(A)－>共产主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遥遥无期(B)－>沉默了几十年后成了穷人的世俗宗教，配以政党，媒体（报纸，电报），机构（共产国际），革命，国家建立，两极中的一极……变身(C)

我并不是说这些个教，思想，主义都只是微波炉烤猫一样的传言，我只是想说，如果耶稣，孔子，马克思和那个创造了微波炉烤猫的人活在今天，那么他们一定会对自己创造的“故事”感到陌生，甚至会成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思想，主义的最强烈反对者。

而我们呢，各自斟酌吧。故事的内容依然不是我的焦点，我仅仅满足于以媒介的角度出发找到本质，共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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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一句，突然发现这已经是第200个帖子了。从10年1月30号到今天，在1510已经有9个月，34万点击，1200评论，我比较满意。因此：

－虽然读者不是上帝，还是要感谢，毕竟有人看才乐意写。

－虽然1510还不是天堂（因为还不是上帝说了算），还是要感谢，也只有这里可以提供给一个普通人上面这些数字。

下次煽情，请见第400篇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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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编剧：皮特·摩根

主演：马特·达蒙、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西西·迪·法兰丝、弗兰基·麦克拉伦、杰·摩尔、詹妮弗·路易斯、理查德·坎德、米兰妮·让帕诺米、玛尔特·克勒尔、蒂埃里·钮维、安迪·阿尼斯

影片类型：惊悚

官方网站：http://hereafter.warnerbros.com/

上映时间：2010年10月22日（美国）

剧情简介：
乔治（马特·达蒙　饰）是一个美国的蓝领工人。不过乔治不是那种除了工作就去泡酒吧的工人，他有一种灵异的特异功能，他能看到死去的人，并且能和他们进行交流。这样的“能力”大大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他时时刻刻都能理解到“活着”的意义。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个大陆上，一个叫做马瑞的法国女记者久久无法逃遁于自己的一次濒死体验，那次痛苦的经历发生在海啸中，马瑞差点为此送了小命。英国，伦敦，一个叫做马库斯的男孩失去了自己的兄弟，带走他兄弟的并不是上帝，而是车祸。马库斯后来也能在冥冥之中看到自己的兄弟，并且和他说话。虽然如此，但是马库斯还是久久不能从兄弟的死中释怀，他需要一个对于生命无常的合理的解释。

三个人，三种生活，三次对生命意义和生活真相的追问。在影片的结尾，三个主角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相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死亡本身以及有关死亡的体验和认知，将会彻头彻尾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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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道近乎不可能，还是期待（而且暗中盼望）能找到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摊位设计和大量崭新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游戏创新。可悲的是，除了极少数例外，这没能成为事实。尽管光线更昏暗，放置了更多的电视屏幕，这里其实和任何其他商贸展会差不多。虽然有一些公司在努力靠游戏机的革新来为自己的品牌赋予一些物理独特性，大多数公司似乎仅仅是在比赛谁能在一小格空间里塞进更多穿着暴露的靓妹。看来，和汽车展览一样，占支配性数量的男性观众需要靠那些不停地抓挠、抚摸游戏机的泳装美女来昭示自己的在场。拥有这份不值得羡慕的工作的女孩的主要职责便是在摄影机前乖乖微笑以及在不同用户到来的间隙里擦拭游戏机上的尘垢。不过她们的另一项（或许并非故意的）功能也许便是分散来访者对游戏本身的注意。因为，除了嘈杂的喧嚣和闪耀的灯光之外，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好让游客感到兴奋的了。

       对我这个不受该产业的任何实际知识压迫的观察者来说，TGS给我的压倒性印象是，与其说它是一场电玩的博览，还不如说它是一场对区区一两种游戏类型—特别是角色扮演游戏即所谓RPG—的大量变种的展览。

       这显然是一个持久的模式，它多年来一路追随着从卡片和骰子演进到互联网和手机游戏的技术发展曲线。然而，其故事线、场景、游戏情节与人物角色却看起来都仍然停留在过去。是的——尽管有数百种游戏正在出售，这些游戏却都是在围着“一路探寻、挑战、和其他角色对打来积攒奖励”这个套路打转转。相信我，兴许一个不折不扣的游戏玩家能把这些游戏的不同分辨出来，但你或我这样的人可就没这能耐了。此外，那些可供选择的其他游戏也好不到哪儿去。展览上有滚动平台游戏，在游戏中你可以一边沿着一条滚动线飞跑一边像RPG一样打打杀杀，只是故事细节会更贫乏一些；还有赛车游戏让你驾着一辆车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跑来跑去；还有无须解释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FPS），以及那些让两个玩家我捶你你踢我、以干掉对方为目标的格斗游戏。格斗这个业已根深蒂固的游戏题材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自从1987年的“街头霸王”游戏出现以来，人们已经没有什么冲动来更改既有的模式了。

       今年格斗领域最大的一宗新游戏《漫画英雄VS卡普空》，就是直接延续了上述模式，让人看起来似曾相识。当然，游戏屏幕更大了，图像更清晰了，但本质上它和20年前玩过的游戏真的没什么不一样。在这个游戏中，游戏开发者简直已经耗尽了游戏内部的角色创意，只能靠从别的公司借用人物来顶缸了。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设计很傻很简单，但从游戏发行的乐观状况来看，又非常流行。而在RPG领域，最有意思的进展是Level 5公司的一款Sony PS3游戏《二之国》，由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曾制作《千与千寻》《悬崖上的金鱼姬》）设计。看过动画介绍短片的人将会期待的那些风格古里古怪的触感，游戏里全都有，然而随后的游戏情节却了无新意，和同一模式的其他游戏大同小异。

       和游戏业的近亲、同样对个别题材痴迷不返的电影工业一样，在游戏界三维技术也被奉为像救世主一般的神物，并作为一种能让人享受陈旧体验的新方式而被重磅宣传。尤其是Sony，它正在向人们展示一系列的使用3D屏幕游戏机的射击和赛车PS3游戏。由于这一技术确实能改善这些游戏的视觉效果，这一进展已经引起了玩家们极大的兴趣。不过，对于佩戴这些3D眼镜所产生的困扰，以及集中注意力于图像连续20分钟以上所带来的疲劳，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像3D制造者一样，游戏主机制造商目前也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出能替代传统手柄的新机型。任天堂2008年推出的Wii手柄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不过它已经遭到了Sony的Move游戏机的挑战，并受到来自微软的Kinect游戏外设所带来的完全无需手柄的全新体验的冲击。哪家公司的发明将会笑到最后？这将取决于游戏开发者如何将游戏界面的革新转化为富于意义而充实的体验。

       崭新的输入设备和联网游戏带来的潜在可能，意味着游戏将能够以各种非同寻常、激动人心的方式发展壮大。然而，庞大而稳固的传统游戏产业结构却意味着，无论新技术变得多聪明，在少数几个既有的刻板模式之外都不会有多少创新了。家用机游戏和电脑游戏在技术方面都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巧妙，但在创新方面看起来正在输给手机游戏。各种各样的崭新体验正在通过手机和iPad介绍给大批“休闲玩家”们，因此针对这些数量庞大的玩家来开发游戏内容的热情猛涨，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里，最惹人注目的是玩复古游戏的人数的飙升。25年前的老游戏又重新流行，而且还比新型游戏要价更高。新一代的玩家正在发掘低分辨率游戏的快乐，他们对最新技术置之不理，却回头去玩古老的街霸II和大金刚。如果说这些经典神作代表了当年首创者们的艺术巅峰的话，今天的游戏产业可真的该好好想想尝试新创意的事了。

『周末画报』 撰文/摄影 Ben Hughes  翻译 张婷

Ben Hughes：于Loughborongh和Central Saint Martins攻读工业设计，毕业后在台湾和澳大利亚设计咨询公司任职。2000年回到Central Saint Martins担任工业设计文学硕士课程主任，Claystaion创立者/策展人，并为MTV、联合利华等公司担任设计和市场营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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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季冰 | 评论(5) | 标签:财经看点

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宁波、福州、厦门等城市相继出台限制居民家庭新购商品住宅的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以后，穗版“限购令”终于也正式揭开了“红盖头”。

10月15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省银监局、广州市地税局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贯彻住建部等部委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公布4条调控措施并即日实施。该意见明确规定，广州市市辖十区（不含从化、增城）执行限购政策，广州户籍和常住非户籍家庭限新购一套房，非常住户籍家庭禁止购房，未满18岁人士限制单独购房；公积金三套房贷全面叫停等。

对照此前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推出的“限购令”，可以看得出来，广州这次调控政策的最大特点是“限外”，它干脆利落地剥夺了在羊城居住未满一年的所谓“非常住户籍”人士的买房资格。而由于近年来广州楼市上的买家中非本市户口比例实际上要超过本市户口，因此有分析者估计，这一“限外”措施会让市场需求骤降三成以上。

仅凭这点大概就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国内城市已出台的“限购令”中最严厉的。当然，这也就为穗版“限购令”添加了更多的“临时”意味。因为一个国际性——并且正希望通过举办一场洲际运动会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化程度——的大都会，是不可能长久地不让外人在本城购置房产的。

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限购”推出以来，有关通过“限购”来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能的后遗症等，均已引发了许多见仁见智、并且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争论。作为中国市场制度和市场秩序发育相对最成熟的地区之一，广州在全国主要商业中心城市中几乎是最晚出台这种限制交易自由、抬高交易成本的“新政”的，足见决策层的观望心理和沉稳态度。

而在另一方面，按照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的说法，今年4月国家出台第一轮房产调控“新政”后，广州楼市的热度有所“退烧”。但如同全国的情况一样，进入8、9月份以来，商品房成交量和价格再度快速上涨。因此，现阶段广州确有必要进行第二轮调控，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这位负责人还说，如果调控措施出台后，房价有继续上涨的态势，广州将不排除还会采取更为坚决的调控措施。

细数一下，从中央到地方，自2005年起已经历了至少三轮针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控。然而，客观地说，它们大多是不成功的，所以也才有了今天这样越调越高的房价。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基本上都放在了提高交易成本和抑制需求上。但是，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抬高交易成本（如提高交易中的税率等）通常能够立竿见影地抑制交易的规模，但并不能对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它实际上是助涨助跌的。而以行政手段抑制需求，或许在一段时间内对一种商品价格会起到压制作用，但假如这种需求的市场动力并未真正削弱，那么它迟早会更汹涌地反弹。这种政策不是减少需求、而只是推迟了需求的释放而已。

就房地产这种“特殊商品”而论，可能如当政者所言，近年来楼价的迅速窜升确乎主要是投资和投机所致。然而，考虑到眼下中国国内可供投资的品种之匮乏、渠道之不畅，反观全社会投资需求之旺盛，仅靠堵显然不是什么好办法。不管是所谓中产阶级也好，权贵阶层也好，总之社会上有那么多钱急于寻找出口，而实际的出口又那么拥塞，再多的道德鞭挞和行政弹压恐怕都不能轻易地把房价降下来，遑论这些道德鞭挞和行政弹压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半心半意的成分！就像那些一味看多的地产“先知”们动不动就如数家珍的居民动拆迁、改善住房条件和城市化大潮等等所谓的刚性需求，其实，投资和投机也是有刚性需求的。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兴起的最新一轮楼市价格快速上涨，除了过去那些传统因素，如愤世嫉俗的评论家们抨击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等，还有一个很大特殊性，即流动性泛滥。说白了，本轮房价上扬，都是钱太多惹的！

众所周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连带撬动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投入，加上两年多来中央银行执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眼下有成千上万亿的资金肆意流淌在社会上，它们都需要寻找出路。退一步说，假如它们都存在银行里，不是等于在说4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的吗？

在这期间，我们看到，除了低迷的股市外，其他几乎所有可以“炒”的东西——从大蒜到绿豆、再到棉花，从石油到铁矿石、再到黄金——价格都是一路高扬。股市之所以不振，关键还在于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对公司业绩不看好（不过最近半个月来情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然而，越是对经济前景不看好，越是因钱多而产生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这么多的钱就越要投向能够“保值增值”的实物类投资品，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不动产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眼下要使房地产调控真正起到实效，重要的还是以下两点：一是要扩大有效供应，在这方面，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的推出看来刻不容缓，虽然它们本身又会带来另外一系列严重问题。二是要让钱变得金贵起来，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货币政策和金融手段。只有贷款的成本增加了，让手里有房的投资人的资金链紧张起来，才有可能逼使他们将手中的房子抛售到市场上去。而只有大量的房子出售的局面形成，作为反映供求关系的信号的价格，才有可能下降或至少停止上涨。

如果投资者（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继续得以用异常低廉的成本从金融机构那里弄到钱，那么他们就仍然有机会像以前几轮调控时那样继续房子捂着不出手。毕竟，如我们先前已经提及的，“限购令”不是一项可以永久或长期执行下去的政策，所以一旦扛过这段时间，投资和投机资金就仍有可能卷土重来，并在下一波的楼市高烧中继续获利。

写于2010年10月16日，本文系我应《南方都市报》之约所撰的该报2010年10月17日社论。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文：林辉 fred

（刊于10月13日明报）

本文见报之日，正是施政报告推出之期。今年的焦点，除了一成不变的刺激经济之外，80后和房屋均应落墨不少，而恐怕最后问题都会被政府转化 为「如何能在楼价不跌的前提下让80后上车」。事实上，政府早已在友好传媒吹风，会推行「先租后买」的房屋方案，甚至连房协的选扯也报道了出来，看来已是 事在必行。

实际是暗撑楼巿回赠计划

据报道，「先租后买」非常类似自由党 早前建议的「流转公屋」方案，由房协兴建特定单位（姑且名之「流屋」），然后让一些有供楼能力但无力付首期的家庭迁入，每月缴交私楼巿值租金。在一定年期 （如5年）之内，住客便需要购买其他单位或「流屋」本身，而届时政府就会「回赠」部分过去交过的租金以作首期之用（也必须作买楼用）。

骤眼看，这是一个储钱计划，但实际却是一个暗撑楼巿的回赠计划。政府回赠的金额，并不是住客的储蓄，而是一种公帑、补贴，性质相等于现时的公屋以优 惠价钱租予居民。即使这是储蓄，从右派的观点看，政府既没理由负起为巿民储钱的责任，而且也不会比巿民懂得投资自己的金钱，更不应规限巿民用自己钱的方 法。而事实上，回赠是补贴不是储蓄，从左派的观点看，政府不但没有透过介入巿场将更多基层巿民带离被地产商剥削的深渊，还狠狠地、毫无怜悯地大脚一伸，将 他们送进大地产商的怀抱中，变相将公帑投入楼巿、推高楼价，即使不是官商勾结，也肯定是失职。

最后得益的是地产商

政府拒绝复建居屋，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为公屋预留土地，如今在「流屋」面前可谓自打嘴巴。说到底，这个非驴非马的计划，最大用途恐怕就是让居民在楼巿大跌之时，可以透过支取回赠，趁低吸纳，成为承托楼价的一个方法。最后得益的，不是80后，而是地产商。

—————————————-

回应

周四, 2010-10-14 12:00 — Albert

无 sense

我越来越觉得林生你无 sense:

1. 政府列明收取的是租金, 何来储蓄/投资/规限? 你下两句都讲「回赠是补贴不是储蓄」, 何以你自伤矛盾呢?

2. 租住的房屋由房委会提供, 又何来地产商参与? 何来「公帑投入楼巿、推高楼价」, 又何来「官商勾结」呢?

3. 公屋用地有一定的选择因素, 一般都是地价较低的土地, 而今次选青衣用地本来就不是打算建公屋的, 何来「自打嘴巴」?

4. 我认同计划有帮在楼市下跌时托一托, 但我想那正正是租户所期代的, 而且, 楼市下跌时托一托, 究竟得益最大者又是谁呢?

看完整篇文章, 我的感觉是作者无 sense, 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 更什者是为写文而写, 唔知林生你是否贵人事忙, 请枪代写也不看一次就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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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010-10-14 14:34 — 林辉 fred

回应

在明报的专栏字数有限，只能简单提出论点，解释得不清楚的话，敬请原谅。但你提出的问题，其实我在文章已有说明，在我多口再解释之前，也请一并阅读今天苏伟文在明报的文章《再评「先租后买」与施政报告》。

1. 住客交的是巿值租金，但由于他住了五年之后便可以提出一半并作买楼之用，即是说住客其实是以

巿价一半去租住单位，那不是政府补贴是甚么？

2. 政府是以补贴形式资助住客买楼，亦即是变相以公帑投入楼巿。稍作计算，以每个单位每月10000元租金计，5000个单位，5年时间，加起来就 是$5000x5000x60=15亿元。但要补充，文章写时，政策并未完整出台，因此这个说法并不包括巿民可以买回现正居住的单位。

3. 同为政府土地，左手交右手而已。政府既然说公屋这么渴巿，那么这5000单位为甚么不一并建公屋？

4. 这一点，两睇吧。楼巿跌就一定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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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010-10-14 16:02 — DAI ADORU

问题

2. 政府是以补贴形式资助住客买楼，亦即是变相以公帑投入楼巿。稍作计算……

那一直以来居屋都是政府资助市民买楼，那可被说成公帑投入楼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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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010-10-14 20:43 — 谢冠东

结论难成立

这个明益地产商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作者说到「还狠狠地、毫无怜悯地大脚一伸，将他们送进大地产商的怀抱中」，可是市民买的，将是房协的单位，那不是反而是避免了他们投进大地产商怀抱，是一项德政吗？

作者亦说到「最大用途恐怕就是让居民在楼巿大跌之时，可以透过支取回赠，趁低吸纳，成为承托楼价的一个方法」，但反过来看，由于市民不用急于因为居 住需要而买楼，他们有七年时间考虑，无须在市旺时追顶，因此同时在另一个极端，也是「压制了楼市狂升的一个方法」，就这个层面看，对地产商而言此项计划只 属中性——甚至略为倾向负面，因为市旺时成交通常也较高，对地产商的利益较大。而到最后，我们认为楼价波幅较小，可以减少市民的心理压力；楼价不论急升还 是急跌，均会造成很多创伤。所以这个能减少楼价波动的做法，应属善政，而非有官商勾结成分的恶政。

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有点太阴谋论，当作者说了一项阴谋，而背后的理据根本不能完全成立时，就有中伤他人的可能了。这并非作者过往的形象和笔法啊。

（诚然，作者已回应行文之时，尚未知道可以选购房协的单位；可是我认为作者也许有责任在知道以后，删除正文「还狠狠地、毫无怜悯地大脚一伸，将他们送进大地产商的怀抱中」之指控，因文章是在施政报告公布之日发表，有可能会误导读者，以为置安心又是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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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02:31 — 林辉 fred

回东兄

文章见报了, 我个人宁愿不要大改, 免得令人觉得混淆, 宁愿之后再写再解释, 所以即使施政报告指住客可以买回现单位, 我亦没有再更改文章。

的确, 住客可以购买现单位, 比只能购私楼好得多, 令这个计划有点变相居屋的意味, 但始终是形似神不似。可以购买现单位, 意味着巿场同时增加了业主和单位, 而施政报告中亦指出『计划没有传统居屋的转售限制以及补价要求，增加市民在物业市场向上流动的机会』, 这表示了希望将更多巿民进入私楼巿场, 而且是以公帑利诱他们进入私楼巿场（否则不能取得回赠）。由公入私, 不一定是坏事, 如果巿场本身是健康的话, 私可能比公更好, 但明显现时的私楼巿场极不健康, 我亦看到不这个计划如何可以令楼巿降温（降温也不见得是政府的目的）。

但我觉得你提出的分析也颇有意思，可以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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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09:48 — DAI ADORU

一稿两投的预言失实文章

老实说，自从上次一篇「粗口」之后，我就已经对林辉不抱好感。

今次又是这样，混淆视听，看不清楚便阴谋论一番，我想，这是传媒的责任，即使你只是民间记者。

《明报》选你这篇东西来登，其实跟你的文章立论是否可靠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的传媒编辑很多都没水准，这是我们大家都心照的，

而这也是独媒出现的原因—-补传统媒体的不足，

没想过，林生这篇文是「新旧媒体一稿两投」，即系想点？

《明报》由投稿到刊出会有时差，我理解，

给你最善意的推定，你是「太过关心」所以用词很重，

大概，如果你是以分析或展望的角度，你道出你的担心，没有人可以挑剔你，

但林生，你的笔触有需要这样又猎奇又阴谋吗？

文章被《明报》刊登了，虽然文章乃个人意见，但我也不得不担心会影响广大读者，误人子弟。

另一个问题是，施政报告是在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时份被读出的，

但你偏要将你那篇「预言会世界末日」的文章一稿两投到独媒，

并在十月十三日十七时廿五分刊登……

请问林生，你是否有责任去审视过文章的真确性才按submit？

既然你决定将你的文章都投到这里，

而你在这里的「投稿时间」又是在发表施政报告三四个小时之后，

你是有绝对必要将文中的资料给更新的！

不论你篇文是何时写也好，当你未清楚有关计划却要先来「预言」一番，正如楼上两位朋友所说，资料out、错，也相当的阴谋论，

我看其他讨论区都见有网友说林生这篇很阴谋论，所以不要觉得是任何人都在针对你。

回说该个计划，租也好买也好，楼是房协起的，应该不会有这种「发得就发」 的情况发生，我实在想不到可以有甚么空子说到「官商又勾结」里去，反而现在大众都认为四年才一千个额是太少，如果正如林生说政府真是在「推市」的话，「先 租后买」不是应该不设上限吗？「置安心」无疑有不足的地方，现阶段也难说这是一项德政，但说到官商勾结里去，确实是有点为反而反为闹而闹，甚至是无理取闹。

极其量，最多只可以话大阿多努在此时此刻抽你水好仆街，

但林生你既然声称自己是独媒编辑之一，

相信我要求先生你摆出最起码的「编辑操守」绝非过份，

问题是，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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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09:21 — 谢冠东

回应置安心

我想作者也是一时失手，我对作者人格毫不怀疑。当然，由于我们是争取公义的，所以自己做事，也一定要完全公义。所以也不免对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压力了。

我想作者虽然说不想修改正文，不过在正文处已不合时宜之处加一个注释，似乎是最起码要做的事。

置安心与居屋其中一大差异，在于置安心的补贴较小，不像居屋地价极优惠。由于置安心与私楼差价没这么大，因此他们未来换楼的可能较大，不像居屋住户，由于一直逃避补地价，即使大小与位置已不适合业主，也只有继续忍受。

可是这也不等同有益于地产商。首先，他们不一定会换楼；第二，置安心的出现，仍是令政府的房屋供应增加了，那对地产商只会是坏事，市民可以不选择私 楼；第三，若私人市场极不健康，市民可以不送羊入虎口，继续住置安心，所以市民并无受害。那怎样看也是对地产商的制衡，而非帮助。（有点抱歉，其实三个论 点是一样的，只是有递进关系。）

问题的核心在于，作者觉得那为私楼带来一群潜在买家，可是这群人本来就要住屋。现在只是可以考虑不选择私楼而已。市民说上车难，先租后买是给他们一项小量的补贴，而市民日后要怎样用这笔补贴，他有选择的自由。这也是置安心比居屋的一个优胜之处。

我个人对居屋有保留。居屋是否一项不合理的补助，是有其争议之处。如某入息水平有房屋需要，需要补助，可以考虑放宽公屋限制；而当他收入水平提升， 便要求其迁出公屋。居屋补助的坏处是其补助是终生的，不能按其日后收入水平提升，向他收取土地的间接税，以资库房。置安心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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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18:28 — 林辉 fred

回东兄

你的提醒也对, 我确实应在文章后段指出这个批评是基于未有最新资讯的, 下次会留意。

但以事论事, 置安心的问题既很大, 也很小。小的意思是, 无论它是极好还是极差, 其数量少得可怜, 而住客能购买屋的时间最早也要九年之后（平均每年一千个）, 到时香港陆沉了也说不定，这个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缓兵之计。但问题大的意思是, 这个政策定位古怪，根本没有打算处理香港楼价过高的问题, 而且只会使其升不会使其降, 而楼价高企不下的具体效果则与卖地价钱有关, 最终得益的不会是普通小巿民。

我找了一些资料。英美等地也有实很类似计划，但其背景则是经济放缓、楼价下跌，有屋冇人住，计划是以鼓励人买楼及托巿之用。香港还要这样吗？

我说这个政策定位古怪，是因为如果政府是为了让巿民购买政府的房屋，那为甚么要让他们先住五年，而且在迁入之前完全不知道五年后要用多少钱去买这个 单位？如果政府建屋，又以巿价进入巿场，这又怎样帮到那些无法住公屋又买不起私人楼的巿民呢？其实最终，当然是想他们可以投入私人巿场，而关键还是在于楼 价本身，而楼价的关键则在于每年建屋量，最最最关键的则是高地价政策。政府全都不打算动，置安心不过是烟幕，说它是官商勾结（高楼价与高地价，政府与地产 商的互利），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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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20:00 — DAI ADORU

林生，你是否认为本人提出的是不值得你的注意？

要知道，你是这里的编辑之一，我相信我对你的批评并非无理取闹，但你的选择回应似乎是在边沿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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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22:55 — 阿蔼

一点澄清

林辉已于七月份退出编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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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010-10-15 23:33 — 谢冠东

同时回应林辉和Dai Adoru

覆林辉：高地价政策很难改变，这个问题我思索已久。

现时政府的收入结构，乃低税收+高低价。我同意它不是一项好做法。可是，那问题源于现时逾半私楼是自住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已通过高地价缴付了间 接税（又或是一时间也付不起，只是靠按揭来付），如果政府收入结构改为高税收+低地价，已付地价者（或仍在付按揭者）便变成被双重征税，十分不公。

说到官商勾结的问题，最重要是高地价政策，其地价应该只有益于政府，而非有益于商家。这才是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做法包括地产商补地价不应补少了、地产商不应发水等等。而今次《施政报告》也终于开始打击发水楼。

林辉说到的「置安心」年期太远、单位太少，远水难救近火等，我都同意。不过我主要还是比较难以同意推置安心也是一种官商勾结就是了。我亦在上次的回应说明了，那除了能托市，也能在另一个极端压制楼市狂升，所以「只会使其升不会使其降」之说我认为还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我明白很多人希望楼价很便宜，不用为了供楼，工作这么辛苦。但大家也不应认为楼价应定于建筑水平，完全不收地价。那问题在于大家应 该也要有份承担政府开支，如警察、消防、医疗、教育、社福、图书馆、合理的道路基建等，那只是看要用间接税还是直接税的方式来承担。

我觉得我和林辉这种互相讨论很好。

覆Dai Adoru：我明白你的不满，只是作者确有不回应的权利……我相信你在这里表达了你的观点，也算是达到意见纷陈、百花齐放的良性目标。容我越俎代庖，代林辉以及独媒感谢你长期对独媒的支持和监察，并期望你继续为这个平台付出。

诚然，我自己也不满意独媒的「主旋律」问题。例如林辉也有出席的七月初那个「政改投票之后」论坛，我把全部演讲内容都笔录了，却可能因为也包含了何 俊仁的演说？所以也不被列作焦点——那本来是给人好好再思考余若薇、何俊仁、梁国雄、马岳发言的一个中立而平等的机会。反而叶荫聪编辑只是以一个短篇幅， 把论坛的某些批评民主党的角度勾勒出来，却成了焦点，我觉得这对读者来说是可惜的。虽然我也得感谢叶在文中感谢我的辛劳笔录。

最初我并没有考虑把文章登在独立媒体。到去年十一月左右，谭棨禧说很喜欢我的反高铁一系列文章，大力游说我放在独媒。我觉得那是好事。当然世事没有 完美，难以期望独媒事事称心如意，只是在这里刊文，仍然能让多一点人看到，即使不满意「主旋律」的处理手法，也总胜过弃独媒而去。而香港也是需要独媒的。

同时，我也明白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变这里的「主旋律」，我也只能继续勤勤恳恳，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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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2010-10-16 03:09 — DAI ADORU

回谢冠东

就是因为这里的主旋律跟我关注的有别，

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不平鸣。

比较陈大文、林忌等人的遇批评便发飙以及反转猪肚便是屎，

林辉只是不回应，可见林辉是「比他们有修养」的，

但明知自己的文章有问题都容许文章见街，那是甚么居心呢？

资料上的力求尽善是文章作者须负的责任。

最起码的，林辉在他的文章好应该讲明「施政报告公布在即」，文章只属「笔者个人对先租后买的前瞻」，

毕竟这只属于个人「据报道」而推敲出来，

读者信与不信是个人选择，但林辉在他的文章却不负半点责任，

别人在这里回复表达质疑他才「娓娓道来」甚么甚么。

如果幸运/不幸地没有人对林生弹劾，

是否会让他过了海便成神仙，舆论也给影响？

他这篇文是出于抹黑还是担心，我想林生会比较心知肚明。

就算林辉现在「已经不是编辑」，但作为文章作者也该文责自负，

而不是事后受到读者非议才出来解话。

老老实实，他不回应我是他的选择，

但即使我有没有批评他，他终归都是有责任道歉的，

况且，林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作者：张大军 | 评论(7) | 标签: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全民抗争的开始”

星期日，法纳雪夫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喝了一杯茶后向家人道别，然后在清新凛冽的空气中出发前往维堡分会。他到那里时已经有一大群人等在分会办公室了。他吩咐在十一点之前到达的人自行朝冬宫广场进发，这样他们就能在军队封锁聂瓦河上的桥梁之前抵达那里。中午时分，他和数百名十一点之后抵达的工人开始沿着德佛兰斯凯亚大街（Dvorianskaia Street）向冬宫进发。

他们走到街尾就看到步兵和骑兵等在那里。当他们走到500步之内时，一声信号响起。雪亮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骑兵们冲过来，把游行者驱赶到十字路口。人们或翻墙，或夺门而入，逃进路边的院子，院子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工人。骑兵经过后，法纳雪夫发现还有大约二十个人倒在街道上，还在匆匆往路边爬，帽子鞋子丢了一地。不久，骑兵又掉头再次向街道冲锋，用军刀刀背将仍然留在街上的人打倒。大约十分钟之后，人们发现军队显然已经开往其他地方时才离开院子。许多人回了家，但法纳雪夫和其他人转身继续朝广场行进，有些人则穿过冰冻的聂瓦河以避开进一步的冲突。39

与此同时，沙邦正带领着最大一支游行队伍从工人协会纳尔瓦分会出发。在横跨塔拉卡诺夫卡河（Tarakanovka River）的桥上，他们遭遇到因听说有革命行动而刚刚抵达城里的伊尔库茨克第93步兵团（93rd Irkutsk Infantry Regiment）。士兵们原本就紧张，当他们看到领头的游行者不顾警察让他们后退的要求，反而手挽手向军队前进，就更加紧张了。一位罢工者日后回忆道：“一开始，群众向广场行进，然后看到士兵准备动枪，领头的游行者便开始跑向他们，群众紧随其后。军号响了三次，士兵们两次向天开枪。群众还在跑，眼看就要到达桥梁的入口处。这时第三次近距离齐射击倒了举旗者……到处都能听到哭喊、哀号和呻吟声……由于场面过于混乱或者指挥官残忍无情，两个连的士兵又交替向人群开火七次，直到子弹用光为止。”人们四散逃到附近的街道上寻求掩护，留下数十位死者和伤者倒在血泊中。沙邦震惊了，他喃喃自语地躲藏起来，那天晚些时候，他剃掉了自己的长发和胡子，辗转来到作家高尔基的寓所。40

全市各地的游行队伍遇到军队之后都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两点之前抵达冬宫广场，站在那里等待沙皇。大屠杀的消息和沙邦被杀的谣言传开之后，愤怒取代了期待。两点的钟声敲响了，沙皇没有出现。军队终于开始清场，他们向示威者开枪或用鞭子和剑背抽打他们。暴力冲突持续了一天一夜，多数发生在冬宫附近及河流对岸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Vasilevskii Island）上。41

政府在血腥星期天的暴力行为，不仅使沙皇热爱人民的说辞成了一句空话，还造成了革命派的煽动无法造成的效果。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统治者听到他们的正义呼声，并且为他们采取行动，现在这些希望已被粉碎。没有人在表达义愤时比沙邦神父更加直截了当。星期天晚上，高尔基带着剃掉胡子的沙邦参加自由经济社（Free Economic Society）的会议，众多知识分子齐聚一堂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高尔基站起来发表了沙邦的声明，声明说沙皇和人民之间隔着他们同志的鲜血。接着沙邦自己高喊：“和平手段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其他手段！”在呼吁大家捐款支持工人的斗争之后，他被认了出来，会议陷入一片混乱，沙邦从后门逃跑——然后流亡海外，不再参与他所促成的运动。42

1月9日之前，反对沙皇主要是有政治意图的人们的话语。但是从那一天起，政府和反对派都要开始考虑一股全新、不可预测的力量：活跃的全民反抗运动。冬宫游行改变了一切：大众对独裁统治的服从已经破裂，国家即将开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动乱。在组织者眼中，游行是一项胜利：沙皇的荣耀与合法性如他们所料“淹没在了血泊中”。但那天参加游行的男女并未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更多深义，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仅是一项要求正义的卑微请愿，而不是以命相搏的故意冲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一场运动。

沙邦的工人协会还有另一项持久的影响，但在1月9日，步枪齐射和骑兵冲锋的声音仍在人们耳中回响的时候，这项影响不易被人们察觉。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获得了独立行动的经验，这与独裁统治之下旧的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在那一年里，首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将以其为基础发展其他组织，并经常与教育水平更高的人们合作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工人协会也产生了几位胸怀壮志、口若悬河的人物，例如后来在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列林。当工人协会成了一种记忆时，它所培养的思维习惯和领袖仍然是新的人民运动的中坚。

尼古拉二世无法区分国家的危机和他的个人事务，把一切都概括到一段简单的日记中：“悲惨的一天！圣彼得堡发生严重骚乱，因为工人想前往冬宫。城里数个地区军队被迫开枪；许多人伤亡。天啊，多么令人悲痛心碎！妈妈从城里直接去了教堂。与大家共进午餐。与米莎（Misha）一起散步。妈妈待了一晚。”43

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沙皇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认识到连接他和他的臣民的忠诚纽带已经断裂。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被“一小撮恶棍”带坏了，只要他的政府更加坚定，就能避免混乱。于是尼古拉二世任命以铁腕著称的军人特列波夫（Dmitrii Trepov）为圣彼得堡总督，还给了他与戒严令相配的权力。特列波夫试图通过逮捕罢工组织者和工人协会领袖、取缔报刊和在发生罢工的工厂驻军来恢复秩序。这一切都强化了血腥星期天所传达的信息：碍人民的事的正是这个政权。44

不过尼古拉二世至少还有几个顾问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安抚性的姿态来重建人民对慈爱的“沙皇父亲”的忠诚。梅斯基和农业大臣尔莫罗夫（A. S. Ermolov）督促沙皇表达他对工人福利的关心。财政大臣还补充道，如果沙皇不理会工人的不满并平息首都的动乱，将有损俄国对外贷款的信用。

尼古拉二世同意做出姿态。他精心挑选了三十四名观念保守的工人，邀请他们到沙皇别墅做客——他们必须站成一排接受脱衣检查，然后聆听沙皇讲话，沙皇警告他们不要再参加任何骚乱。沙皇特赐洪恩道：“我相信劳动人民的荣誉感和他们对我不可动摇的忠诚，因此我将赦免他们的罪行。”除了这个厚颜无耻的举动之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有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参加的新委员会，来调查首都的工作条件——2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大臣和家庭的压力下，不情不愿地给予个人和机构向内阁请愿的权利，还宣布了一项关于选举议会的语焉不详的计划。45

如果沙皇按照梅斯基的建议，早在十二月就发布这些改革措施，他或许还能多少赢回一些知识精英的忠诚。但是到了二月，即使是温和派也对这样的变革感到不满了，而政府在认为工人代表要求过分而撤消了委员会之后，也浪费了温和派所给予的一切有利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危机虽然能迫使政府做出反应，却无法使其做更多的事。

正在沙皇犹豫不决之际，俄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骚乱浪潮。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还要求管理者给予更好的待遇。他们在挑战雇主时不顾禁止罢工的法律，因此首先冒犯了国家。工人公然反抗这个禁止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政权，罢工的规模和涉及的地区前所未有。一月份总共有超过400,000名工人参加罢工，二月份有将近300,000人参加罢工。46

对高压统治的反抗在二十世纪俯拾皆是，只要大众最初对现状的不满遭到镇压，就会给政治怒火火上加油。改变国家统治方式的运动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经过精心组织。但是游行一旦开始就很难遏止，除非产生分裂，受到安抚，或者取得最终的胜利。1905年一月游行前往冬宫的俄国人，以其大胆的目标和手无寸铁前往权力中心的行为改变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主动权不再握于沙皇及其大臣手中。现在人民开始决定变革的进程。

冲突纷起的帝国

1905年春夏，整个帝国的人民开始反抗管制其日常生活的统治阶级。高层次的抗议和对政治改革的高远要求并未减少，但最激烈的冲突所针对的问题都是独裁制度的基层，而不是高层的各部门。无论是地主和雇员，还是地方官和军官，都发现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了下层的攻击。

在这期间，当局仍然被惰性所控制。沙皇不愿进行重大改革，而他的士兵和警察也无法压制住人民。对日战争的最新两次挫败——陆上的奉天会战和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s）海战——只是加深了政府的无力感。对马海峡海战尤其令人深感耻辱：在经过数月的航行之后，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Fleet）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军覆没，和谈随即展开。

在这种失败的气氛中，士兵无心执行任务，尤其是在上级要求他们恢复工厂区和发生农民暴动的住宅区的秩序时。某些部队的士兵还参加政治集会，阅读革命宣传品，反抗思想横溢军中：一个步兵团百般阻挠政府逮捕一名士兵，一个步枪连拒绝进行射击练习，直到政府释放一名被监禁的连队成员。47

军队、城乡、俄国的心脏和帝国的边陲爆发动乱的原因不止一个。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不满。士兵的薪饷过低，以至许多人不得不出售部分面包才能勉强生活，放假的士兵不准乘坐火车的头等和二等车厢，不准上酒吧或餐厅，甚至不准进入部分街道和公园。农民对必须支付的税收及自己与当地贵族之间在拥有土地上的巨大不平衡感到愤怒。帝国的非俄罗斯民族则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居于附属地位感到不满，并且要求自治。48

这些不满都存在已久，它们之所以同时爆发出来，是因为异议分子现在所面对的政府由于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残杀自己的人民而声名狼藉。人民不再信任沙皇，他的将领也因战败而蒙羞。国家的老舵手面临着一片遍布冲突的汪洋。

2月8日，处于帝国的农业心脏地带的库斯克（Kursk）省的农民开始暴动。成百上千的农民以教堂的钟声和篝火为信号，推着推车，成群结队地前往当地的庄园，闯进仓库运走谷物，然后根据各家要供养的人口数来分配。49

2月18日，政府宣布格鲁吉亚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了10,000名士兵进驻当地。偏远的古利亚（Guriia）地区的农民从1903年起就不听从任何政府当局的命令了。他们拒绝缴税，烧毁沙皇的画像；还杀死了几名官员（掘墓人拒绝埋葬他们，将其作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古利亚地区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古利亚社会民主委员会（Guriian Social Democratic Committee）手中，该委员会每周举行公众集会，会议的特色是无拘无束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长期宣传不与国家权力合作的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给一位住在格鲁吉亚的追随者，告诉他古利亚人正在做的就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所想的。托尔斯泰说，他们既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不攻击当局，而仅仅是让自己独立于统治者。50

在赫尔松（Kherson）省的塔拉席诺（Talashino）村，农民们开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寄给圣彼得堡的政府。请愿书写道：“陛下，我们的要求十分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农民承受着国家的各种苦难，各种错误：我们的祖先因为俄国的扩张而流血；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忍受着奴役，让特权阶级得以养尊处优……许多世纪以来，我们必须缴纳无法承受的大量捐税。”然后请愿书要求民主选举议会，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和大赦政治犯。51

在主要纺织中心伊凡诺弗（Ivanovo-Voznesensk），超过30,000名工人于5月12日发动罢工。各工厂选举工人参加代表大会，代表罢工者出面交涉。代表大会拟订了一份要求清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产假，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大会还组织了一支民兵，以免发生暴力。直到五月下旬，军队攻击参加集会的工人，鞭打多人并杀害若干人之后，罢工才转向暴力：工人连续八天暴动、抢劫，并且在街上与警察和士兵混战。罢工一直延续到六月底，雇主在当局的压力下做出了一点让步，疲惫不堪的罢工者才返回工作岗位。52

6月14日，黑海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水兵派代表向军官控诉他们吃的肉都长了虫。一位愤怒的军官开枪射杀了水兵代表。水兵哗变，杀死了几个军官，并且在船上升起了红旗。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担任指挥，当晚，波将金号驶进敖德萨（Odessa），这个重要港市当时正被罢工的狂潮席卷。波将金号的抵达激起了一场示威，接着演变为暴动、抢劫和纵火。官员宣布戒严，波将金号返回公海，最终在罗马尼亚靠岸，水兵在那里投降了。53

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层阶级都在围攻政府机关和大财主。这些行为多数是由于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刺激，许多暴力事件又促使当局进行镇压。但是古利亚共和国和伊凡诺弗代表大会的建立等事件也为激动不安的大众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工人农民在对雇主、地主或地方官员采取直接行动的同时，也要求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仍然是违法的，却是争取一席之地的最常见做法。工会常常在自发的罢工中形成。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开始罢工，以迫使雇主同意提高工资水平。但是当罢工由于该产业中其他工人拒绝配合而失败之后，组织者决定印刷行业中所有工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成立工会的尝试总共有四十次之多，但多数都停留在只有少数几个核心活动家的阶段。54

这种全新的民众力量的潮流，也影响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1905年的头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和兽医，都建立了全国工会，拟订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那年夏天，莫斯科的农民组织达到高峰，超过二十个省的农民开会选举了农民代表。代表们一开始在一所医院里，然后在一座谷仓里秘密开会，他们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教会和皇室拥有的土地，建立国民议会。55

所有这些反对运动都已经超出了国家的镇压能力。虽然沙皇的密探和地方长官只要一发现罢工的组织者和其他活动分子，就毫不犹豫地加以逮捕，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控制帝国的每个角落。俄国单位人口的警察人数远少于英国和法国；举例来说，在农村地区，一名警察一般要负责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和50,000人。这个政权可能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处不在。

除了组织自己和躲避警察之外，反对沙皇的人还努力在没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动员民众的支持，在已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巩固这些支持。工人已经成为一支威力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力量，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动力的社民党人怀着满腔热忱来着手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在工厂散发传单和报纸，还投身于组织工会的工作中。不过，虽然其领袖和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所熟悉，但社民党的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吸引到多少成员，也没有能够改变劳工运动的方向。56

自由主义者虽然声称与工人团结一致，但他们认为由于自己是杰出的男女，所以也是社会的天然领袖，因此可以指望工人会听从他们的领导。结果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仍然是“一群没有军士的将军”。57

不过，在俄国反对运动的春天和夏天里，军士并不缺乏。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专业人士——都参与其中。报纸通过报道抗议活动和谴责政府来公然反抗审查制度。人们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未经批准的团体激增。面对这些，政府连基本的公共秩序也无法维持，普通犯罪猛增，流氓恶棍四处滋事，还迫害犹太人。简单说来，国家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反对派缺乏协调合作。跨越民族和阶级界限的全民组织始终没有出现。到了秋天，一种有价值但却迟来的整合不同团体、发起反对独裁制度的决定性运动的努力终于出现，并且为反对派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未完待续）

作者：关不羽 | 评论(14) | 标签:读书看电影

晚年郭沫若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论，新名流与老贤达心心相印，恭维其学问优长之后，又为郭氏倍遭诟病的晚年行迹作开脱。只是新玩意儿不多，总归是“时来天地皆通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调子——将郭氏晚年的种种丑态尽归于有压力、被迫的“不得已”、“不自由”。 储安平有句名言：民国时是自由的多和少的问题，现在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自由是怎样失去的？仅仅是“运去”的缘故吗？若从这个角度讲，郭氏的人生堪为一条好线索。

　　一． 郭氏之道，一以贯之

　　也从1948年说起。郭氏是年大喜，获选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胡适担纲推选工作，郭氏的古文字同行董作宾先生让出了自己的名额给郭氏，成为一段坚持学术独立性的佳话。这当然是郭氏人生履历中的精彩一笔。不过，郭氏对这个“院士”头衔并不在意，对他而言《斥反动文艺》的发表更为要紧——围绕“文艺战线”上的“战斗”，郭氏的1948年分外精彩。《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以郭氏风格的激烈笔锋，用“红黄蓝白黑”的颜色标签对一批著名作家、学者进行了批判。沈从文首当其冲，萧乾、朱光潜以及历史学派“战国策”派一一在列，而其外延几乎可以囊括“进步人士”之外的国统区学界。而且，其批判全无学术意味，抓住敌人的“政治罪恶”穷追猛打——诸如“文化特务”、 “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反对抗战。政治话语完全吞噬了文艺和学术的固有标准。这篇文字影响甚巨，对此研究者甚多，不赘述了。不过，有一种意见需要商榷。那就是过于强调了郭氏与被点名批判者的个人恩怨，对此文出笼的重要背景予以重视。

　　郭氏对沈从文的私人衔恨是不必怀疑的，即使是数十年后奉周恩来之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写序文，郭留下的却是一篇二百余字绝口不提作者的奇文。但是，郭氏在48年挑选沈从文做靶子别有深意，看重的是沈从文力持的纯文艺立场。萧乾与郭氏也有过节，但是并未正面交锋，仅仅是文章中提到的“五十称公”，按说郭氏不至于衔恨至此。《斥反动文艺》给他开列的罪名竟是——肖乾在唱

　　他的“人权与人道”。虽然“人权与人道”不知道帮助了左翼人士多少次了，但是48年时已经是种罪过了。另据当事的王芸生认为郭氏其实是在敲打《大公报》系——坚守“四不”，尤其是“不党”，在胜利前后有些扎眼了——沈从文恰恰也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而郭氏批朱光潜最为有趣，他自称在此以前从未读过朱的著作，恶补两本书后就如此大杀器为哪般？三年后朱光潜自己的检查中道出些消息，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由此可见，郭氏的矛头所指是力求保护自身专业领域不受政治操控的人物与机构——若仅仅是私人恩怨，打击面不至于那么广，打击力度也未必那么强。更重要的是郭氏的文章一出，“组织”迅速跟进，邵全麟等纷纷跟着郭沫若的调子穷追猛打。

　　显然，这并不是郭个人的心血来潮、一时意气，而是呼应毛泽东在1947年10月27日提出的打击自由资产阶级——毛提出“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军事尚未全胜时，自由已经是摆上台面的下一个敌人了。而真正操作起来，“右翼”的帽子其实是跟着自由走，而“反动”、“资产阶级”“特务”不过是用来顺手的棍子罢了。仅仅从战局和党争的角度去看，这个打击的方向很难理解——郭氏口中的“反动文艺界”对国府的反感是主流，批评起来往往不假辞色，在党争中更倾向于左翼的不在少数。而且，不过是书生而已。正因为毫无现实政治军事层面的威胁，毛氏所谓“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也只能说到“倾向”的程度罢了。究竟是什么倾向值得如此高调出击？不过是自由吧。整整这一年，郭沫若都在忙于这样一个呼应和落实毛的战略部署。除了《斥反动文艺》的全面出击，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胡适：2月一篇《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读读标题就够了；3月一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题目还算像样，文中借力主亲苏而半明半暗指责胡适通美卖国；5月又出《〈三无主义〉疏证》，把胡适自称的“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为“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这些全不是学理之争，而是政治陷害加谩骂了——还要讨论54年国内大批胡适时郭沫若的激情表演是否“不得已”吗？

　　 那么这是不是48年这个迎接他们的胜利时，郭沫若才有的突兀表现呢？非也，郭氏之道，一以贯之。稍稍再向上推，看看郭氏在1942年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应。郭沫若是最早接到这一传达的文化人士之一，当即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当时并无什么“不得已”，而郭的兴奋也不是作秀，乃至当晚他也跳起了秧歌，并留下了诗句“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而同为左翼文化要人的胡风在接受《讲话》的传达时，虽然也表示了赞成，但是认为国统区的文艺界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这在后来也成了胡风的一大罪状——用周扬的话讲，茅盾和郭沫若对《讲话》都发表了文字，而胡风没有。尽管胡风对《讲话》的低调很可能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不过相形之下郭沫若的高调出击更令人侧目了。《讲话》是延安整风的产物，源于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文艺活动的规制——包括最著名的王实昧《野百合》案。《讲话》的核心是用民萃话语、阶级话语的方式确立了政治威权对文艺活动的统治。而近代以来勃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舆论界的主流恰恰是坚持其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并且始终保持对政治领域的关注和批评。因此，这种规制和统治还只是党内范围，推向全国的阻力很大。胡风的策略性考虑正在于这种风气的牢固，而郭氏毫无顾忌，不仅撰文鼓吹，而且从此以后一切文艺言论均从这一纲领性文件所出，不要说胡风的顾虑重重比不过他，就是“也写了文章表态”的茅盾也难以与郭氏此后数十年的夸张表演。从1942年到1948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界风气转换的重要阶段，而郭氏是主动迎合、积极推动，还是“不自由”、“不得已”呢？

　　 知道了郭沫若对《讲话》的彻底服膺，就不难理解郭沫若在“大跃进”时期写下大量口水诗、口号诗的糟蹋文学了。其实，47年底他就提出“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文艺创作的民粹化是他衷心接受、身体力行的。唯政治标准是从，是他素来的主张。“人民至上，革命至上”、“战友集中，火力集中”，48年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时就被他奉为了总方向。究其根底，郭沫若早在三十年代提倡革命文学时就有赤裸裸地表达过——“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此人的思想根底不过如此，确实和毛氏专政心心相印。

　　数十年后，储安平感慨“自由的有无”时，郭氏会有这样的感慨吗？哪怕他昔日的战友们终于忍不住要一些创作、学术的自由——如邵荃麟之流也忍不住要讲点文学人物的多样性而倒霉时，郭氏始终保持了对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沉默。其实，他早就说了“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其时尚在1945年，还在“自由多和少的问题”时，郭氏已经如此了。求尾巴而成尾巴，求不自由而不自由，于他个人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而自由之殇当责何人？

　　郭氏给人的印象是恣意纵荡、个性强烈，然而从主张“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起，到宁做政治权威的尾巴终，乍一看确实是矛盾得让人难以致信。其实，这也不复杂，鲁迅对郭氏的评价“才子加流氓”足以说明问题。才子的狂放、流氓恣意，可是遇到情投意合、奖掖提拔的“老大”时便换作低眉顺眼、奴颜婢膝的模样。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有的是这样的人物，只不过他们不大识字罢了。今日文人把晚年荒唐割裂出来作粗率的历史观察，而归咎于外力压迫下的不得已、不自由，那是没看懂郭沫若，更没看懂诞生郭沫若所处的特殊群体，没看懂郭沫若所处的特殊时代

二．扭曲的时代，扭曲的群体，扭曲的人物

　　 以新文化运动前后为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在非常急迫、缺乏准备的条件下仓促而成的，确有着内部和外部的先天不足。西方知识分子群体是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徐徐成长的。一方面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发挥社会影响力的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媒体逐步出现，能够从容地形成外部规范和内部自律；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成长起来的社会势力庞杂，包括现代官僚体系、政党社团、工会等社会团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彼此互动制衡。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群体在几近三百年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个人有自律、群体有规范、外部有制衡的社会生态。

　　反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则是被迫启动、仓促起步。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媒体井喷一般陡然出现，相应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也呈急剧膨胀之势。围绕着生存和发展空间先后形成了三个争夺的热点：自教育部至教育机构的教席资源和管理权；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编辑权和稿源；社会舆论的风评和声望。缺乏从容成长、徐徐演进以成规范的历程，此类争夺迅速陷入无序状态，引发了知识分子群体此起彼伏的内讧。自章士钊、蔡元培始，胡适、周氏兄弟以后代代相传无一幸免。

　　平心而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郭沫若在文化界的起点确实尴尬，郭沫若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以新诗起家，也算小有成绩。然而，当他23年归国时看到的却是新学领袖的胡适。胡适时年不过32岁，而郭沫若仅比胡适少一岁。当时已经初具雏形的中国文化界，胡适为核心的欧美海归知识分子群体在学院、主流政界高歌猛进，而鲁迅为代表的留日及本土新生代知识分子则在民间舆论界呼风唤雨，影响甚巨。另有从知识分子群体出走、建党从政的陈独秀在士林也算特立独行，颇受关注。暗流涌动的是“新文化运动司令部”成员各自的前途选择，反映在舆论界、出版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则是山头林立、群雄纷争。而郭氏的天才自负、雄心壮志既不甘久居人后，又难以迅速地自成格局、独领风骚。这样的处境对郭氏的影响及于终身，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翻云覆雨的操弄手段以及强烈的战斗意识都源于此。对胡适，从亲吻到仇视；对鲁迅，从依附到翻脸。整个二三十年代，郭氏的挣扎与努力始终瞄准着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其翻云覆雨的姿态确有性格浪漫的性格因素，但是更多的则是急于上位、裂土封疆的战斗意识决定——这也是当时的风气，郭氏尤为典型罢了。

　　人的竞争意识近乎一种心理本能，而更接近人类精神活动层面的文化人士更为自觉与突出。从正面讲，整个民国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亦与激烈的竞争大有关系。郭氏的学术成绩尤其是甲骨文方面的突出也有竞争意识催生的因素。如果在一个自律与规范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中，郭氏不甘人后的强烈欲望可能更大地促使其天才在文化领域建功立业。然而，郭氏个人的经历与整体失范的环境却把正当的欲望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现代知识分子的成立源于对政治威权、意识形态威权保持高度警惕与独立——否则大学仅为教会的附庸，人文学科皆为神学的奴仆。而这种独立意识的养成，源于学院提供的学术训练与长期在公共领域活动形成的群体规范。然而，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本来就不充分，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又是良莠不齐。留而不学的留学生在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很大比例——有趣的是，这个比例竟是伴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的。早年的严复、章士钊甚至辜鸿铭一代接受的学术训练最为正规，可惜数量有限，难成规模。至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便差次不齐——胡适最好，而陈独秀可谓留而不学的典型。其后的情形与时俱降，当时的舆论就讥评不断。缺乏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的独立意识薄弱，最典型的表征就是论战中的不断依傍政治话语、政治定性，胡适尚所难免，鲁迅已颇为严重——“资产阶级乏走狗”、“反动文人”时有所闻。至郭氏，则无所不用其极，28年《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上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不堪已甚。终其一生，这种政治腔从未停止，甚至在他彻底胜利、得意非凡时，对纯粹的学术问题也要夹杂政治立场的刀枪棍棒。49年后郭氏在甲骨文领域批董作宾，要强调董“跑到台湾去”；在楚辞研究领域批陆侃，则特意指出陆的文章是“发表在一种反动刊物上”。假如说鲁迅们的斥骂大都是泛泛地扣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郭氏则具备了搞专案式的精确打击能力了——这的确是种“进步”。良好正规的学术训练培养的不仅是治学的能力和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对学术独立性的自觉坚守，遗憾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成长之初就严重缺失这一环节。郭氏天资英发、夙慧天成，能在一些学术领域靠自学成为一时之雄，确实值得后人感佩，但是缺乏根底与素养所造成的终身之憾也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郭氏尚且如此，其同道中才情天分远逊郭氏者如成仿吾之流，除了变成文化棍徒外，确实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笼统称谓中的千人万相，是不能不深察的。后来发展到政教一体、以政统学岂是偶然的外力压迫？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独立性的自觉本属先天免疫缺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平台又是现成的。在西方，由于社会发育的充分，文化、媒体、政治活动、信仰建设各有职司，社会各阶层各有分工，知识分子对政治领域以批判评论之姿隔江守望的居多，真正操戈入室的较少——社会功能本有区别，职业政客与公务员自有其专长和地盘，知识分子票友下海的空间有限。但是，中国是在一个扁平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突然展开现代化进程的，而仅有的社会中坚力量乡绅—士大夫阶层所依托的文化立场在新文化运动后土崩瓦解，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广阔的农村亦随之走向失语，刚刚诞生的现代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俱为城市新兴机构垄断。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继承了士大夫阶层在道义上和文化上的传统权威，同时迅速填补了士绅消退后遗留的政治空间——所谓“新旧军阀”的交替以及政党、社团成长的同时也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填补政治空缺、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即使是胡适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敏感性提出了“二十年不问政治”，却也无法抽身，其他可想而知——新式政府、新式政党乃至新式军队，都需要掌握现代化“魔法”的知识分子来点石成金、咸与盛事。当事人推也未必推得掉，何况是主动求效？而没有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知识分子，其政治品格还原为传统的行藏由我、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传统士大夫修养——但是这没有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士林风评的规范，这种修养纯粹仰赖于个人的操行了。若以胡适始终保持矜持的清流本色为“旧道德中的楷模”一极，那么郭沫若的匍匐崇拜为“才子加流氓”的另一极是不为过的。

　　郭氏的从政一言以蔽之——望尘而拜。朱大可先生讲“就在震耳欲聋的打倒偶像和社会革命的背面，一种对新威权的服从，也在新文化运动的缝隙里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他举的例子就是郭氏《女神》的一节，仅仅九行竟有二十多个“崇拜”。假如仅仅是诗歌创作里的夸诞之辞也就罢了，可是几十年后短短一薄册的《新华颂》里对斯大林毛泽东竟达55次之多，无怪乎朱大可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崇拜”的呼声是一个精密的预言，它揭示了从“流氓叙事”向“国家叙事”的美妙转型”。郭氏自26年从政，除了早年和蒋介石闹翻后蹉跎十年外，基本没有离开过政治舞台，而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到俯拾皆是“望尘而拜”的镜头——拜蒋介石、拜鲁迅、拜斯大林、拜毛泽东。1941年政坛最重量级的人物——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将郭沫若的五十岁生日硬生生推上了文化界的盛世，进而新一代旗手、班头加冕，是为郭氏政治生涯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从此郭氏一“拜”不起。至文革前后的拜江青，今人竟以“不得已”之类好话的之开脱，其实以郭氏之素性，多此一拜又有什么稀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郭氏的身上演绎为“拜而优则被拜”的对价关系，以身作则地甘作尾巴是他一贯的作风，哪里是晚年被迫之举？

　　郭氏的人生纵贯整个中国现代史，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至消亡的历史线索与某种典型。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被笼统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端于中国悲剧性的现代化过程，最后分化为特质各异、互相对立的若干人群，以至于分崩离析，不复其早年的社会影响力，甚至连继承过来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遗产、道义遗产一并葬送了。以郭氏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学术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自觉，投身政治后进退失据，最终蜕化为政治威权的尾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头羊”。归根结底是其先天的缺陷与不足，甘心投效、望风而拜，不能一味归咎于外力的压迫。而这一群体的得势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向覆灭的因素之一。

三．阻止他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此话极为痛切。观诸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闪亮登场可谓咄咄逼人。可是指点江山三十载之后，或黯然出走，终老海外；或甘心为“驯服工具”，脱掉知识分子的外套换取意识形态官员、技术官僚的资格；或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否定，甚至遭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其实，“向来比较出色”的“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根性，由来已久，不容小觑。

　　根源还是要从“新文化”运动说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洋务运动的求器用，一变为立宪派的求制度，再变为倡导文化革命。凡此三变，关注的重心越来越靠向精神层面的形而上，乌托邦理想顺势而起，整体救赎的幻想与“牺牲—献祭”的准宗教狂热极易泛滥。而这场催生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运动是在激烈的新旧交锋中展开，形成了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外在表现为“打倒”、鼓吹破坏流血，你死我活的暴力语言风格。同时，虽然是所谓“文化”运动，其根本的问题意识却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泛政治化的倾向势所必然，以政治标准遮蔽专业领域的学术标准、艺术标准被视为当然。而崛起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继承的就是这样三份遗产：准宗教意味的乌托邦狂热；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人文学术领域的泛政治化。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诞生伊始就只是一个风格相近、起点相似的人群，而不是一个现代学术共同体——缺失了学术独立性与现代人文价值观的价值观共识底线。“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矛盾由此而来。

　　“民主与科学”的旗号、以及自由、个性等口号一时为新文化各派所尊奉，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短暂联合，给后人造成了这一群体具有价值观共识底线的幻象。然而，陈独秀心目中的民主和胡适心目中的民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前者无非是把民主当作民萃话语煽动群众的包装纸，而后者指向的是现代宪政体制的社会状态。“德先生”的名号虽然一致，其方向近乎南辕北辙。所以，当“旧学”这个共同的敌人迅速消亡之后，两面的分歧凸显，以至于分道扬镳便是无可挽回的。胡适带领一干追随者从“革命”中出走，作为学院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胡适主持的文化学术建设不复疾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而是培养兼容并蓄、笃实治学的专业精神。以至于鲁迅们把胡适“整理国故”当作一种背叛而愤怒。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胡适在政治上则坚持现代宪政民主的改良主张，整体救赎、乌托邦理想的褪色也引发了昔日盟友的严厉批评。其实，胡适个人的学术主张从未脱离过“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新文化底色。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的学术成果未必尽和他本人的西化趣味，却是学术活动应有之义。胡适较为清晰地把个人所持的“正确意见”与学术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区分，这是其民主价值观的体现。而站在他对面的鲁迅们看来，读旧书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其余免谈——“创造精神财富”与“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分歧露出端倪。

　　当然，在胡适和鲁迅之间，分歧还是思想观点上的，他们都没有借重组织、政府、领袖之类外力介入的意识。尽管胡、鲁二公都有激烈反传统的倾向，却都有着某种程度传统士林群体的身份认同，自觉不自觉地遵守并维持着这一传统群体的交往准则。两人和当时的政党势力皆有深厚的关系，但是不约而同地都与之保持距离和警醒。传统士林的“文人相轻”司空见惯，但是若引入宦官、外戚、军人等其他势力参与则必为士人不齿。胡适和鲁迅都保持了这种矜持自律。面对文化界的纷争，胡适的宽和包容、厚德载物毋庸赘言。而素以凛冽锐利示人的鲁迅在各色纷争中坚持以文人本色的笔墨之争，并不依傍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源，他所坚持的底线和胡适有着微妙的默契。胡适在晚年说“鲁迅终究是我们的同路人”，未尝不是因此而发。但是，这种源于传统的自律亦随传统的消逝而渐渐远去，强烈的敌我意识终于导致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果无法挽回，这将在陈独秀的道路终点开花结果。

　　从逻辑发展的一致性、必然性而言，陈独秀走的道路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风尚与方向。欲从口诛笔伐中消灭“反动”、“保守”、“落后”的意见何其难哉？于是，从文不如从政，执笔不如举枪。从书斋里的革命走向社会现实的鲜血淋漓，从语言暴力的批判到实体的消灭，宗旨与主义有了枪杆子的加护，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在暴力政治中一揽子解决，乌托邦理想唾手可得。“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从纸面的设想落于现实，不驯服的、不被规制的皆不允许。不仅反对者必须消灭，连不赞成、置身事外的自由也不容许。尽管陈独秀早早实践了“革命吞噬革命之子”的悲剧，但是这条不归路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如磁铁一般吸引了“五四之子”纷纷涌入，而郭沫若在这一人群中的身影尤为高大。从陈独秀到郭沫若，这条道路何尝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自觉自愿、摇旗呐喊走出来的呢？因此，1948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呈现出奇异景像。一面是，胡适们一本正经坚持学术独立性评选郭沫若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另一面却是郭沫若的奉旨讨伐自由知识分子的横扫千军。“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分道扬镳的最后一幕就此终焉，而从此“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

　　那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终焉，很大程度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打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灌输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开门揖盗，主动要求政治威权占领并统治一切专业领域，几乎贯穿始终，罕有抵挡者。用阿伦特的话讲“极权总有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之开道”。而郭氏实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典型之一。至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前后，郭氏真有些落寞了。数十年“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努力修成了作茧自缚的正果——“文化界”彻底荒芜了，曾经荣耀一时的“文化班头”、“新文化旗手”当然也不值钱了，郭老从铜锤花脸的高音大嗓沦落为小花脸的陪衬调笑，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晚景凄凉，其心态不问可知。但是，要从当中去挖掘什么失去尊严的辛酸泪，却是找错了方向——不待强权的剥夺，双手奉上自由，那还谈什么尊严呢？晚年郭沫若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了，可是从现代知识分子蜕变而来的意识形态官员还在文革中占据了要角，其中以姚文元的金棍子特别出彩，其棍法中依稀有着《斥反动文艺》的影子。

　　郭沫若死后，遗嘱扬灰于大寨，这是他的最后一拜吗？终其一生，郭沫若不存在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不要自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就是那样吊诡，有的争自由，有的守自有，有的恨自由，有的送自由……

作者：魏英杰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随着多部委打出楼市二次调控组合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相继出台了住房限购令。有消息称，有的地方因此出现了恐慌性退房现象。

楼市消息向来传言多，“放气球”情况也多，有必要以冷静、谨慎态度辨识看待。就拿这则流传甚广的关于出现恐慌性退房的新闻来说，报道语焉不详、数据单薄，很难让人确信。

由于各地出台限购令多有“半夜鸡叫”之嫌，而且措施表现为明确禁止的“一刀切”，自然有些购房者不幸掉入调控红线，或者产生退市继续观望心态，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退房和取消预购合同等情况。比如说，有人正办理购买第三套房的手续，而当地却已出台限购令，这时候有的购房者当然只能退房了。

此外，也不排除有人想通过退房或更改合同等方式规避政策。例如有人在自己名下已有多套房，又在办理购房手续，限购令出台后，难免会动心思试图绕开政策限制。基于上述现象，眼下退房的人肯定有之，但这里头有多少属于恐慌性退房的实际上并不容易统计。

这一方面表明，在新一轮调控面前，部分购房者可能开始产生动摇心态；另一方面却也说明，各地出台限购令事起仓促，导致部分购房者无从“过渡”，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这轮楼市调控的政策效果，目前仍无法下明确结论。但有一点，中央和地方在楼市问题上存在若明若暗的博弈态势，至今仍未形成调控合力。这是楼市调控的软肋，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化解。

大约自2001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日渐升温，成为地方一大支柱产业。多年来中央屡次出台调控措施，依然无法勒住这匹烈马。这是因为，用当年有经济学家的说法，整个经济被房地产行业给挟持了。一方面，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经济，骑虎难下；另一方面，以楼市推高GDP如同喝下一杯毒药，迟早要发作。这种两难困局，在宏观调控上表现尤为明显。具体而言，宏观调控要么不够给力，要么再为严厉的措施都被地方的化骨绵掌大卸八块，幻化成泡影。

这番二次调控非常严厉，甚至祭出了官员问责制，因此地方上不能不有所表现。但要看到的是，在眼下这种情形下，房价走势已经不是宏观调控可以随意左右。换句话说，政府和老百姓都不能承受高房价的压力，但是同样也难以应对房市崩盘垮塌的后果。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然而房价暴跌必然也会给经济带来深重影响。这是当前房地产市场最令人无奈之处。明白这一点，相信有助于理解和看清当下这轮调控的可能走向。

也因如此，政策层理应明白治楼市如烹小鲜的道理。调控措施过于温柔，难以撼动土地经济；但是用力太猛也可能伤及自身，加重病情。根本之计，就在于着力破除土地财政，走出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阴影。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眼巴巴看着楼市水涨船高，一篙子打翻整船人了。而对于购房者来说，无论楼市政策如何变动，都有必要认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以此来作出合理选择。

2010年10月18日